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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每当媒体报道出严重犯罪的社会新闻时，都会有亲朋好友问我：“他（罪犯）是不是有病？他有什么病？”
残暴杀医的孙某、奸杀邻居小女孩的未成年人蔡某、残忍弑母的吴某，他们如果没有精神疾病，怎么会如此灭绝人性？
大家对犯罪分子感到恐惧、愤怒，以及深深的困惑，似乎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归因于心理异常。而在每次重大刑事案件曝光之后，也会有一系列的文章尝试从各种角度对案件进行分析，包括心理异常。
这里面有些消费的成分，但更多是反映出人们对犯罪的好奇和探寻。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犯罪，以及犯罪和心理异常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犯罪
什么是犯罪？
当我们仔细考量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它并没有那么好回答。
从法律角度而言，犯罪是指触犯法律的行为。可是说到法律，我们会发现它是种持续变化的社会构建：
美国公民可以合法持有枪支，而在我国私人持枪是违法的。这个例子说明不同国家的法律界定有所不同；美国有一些州有详细的法律保护代孕，有一些州的法律则禁止代孕，还有一些州的态度介乎其间。这说明同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也有所区别；我国最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里，将刑事责任年龄由14岁调整到了12岁。这说明法律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美国的种族隔离法案虽废除已久，但是在白人警察射杀无辜的非裔公民时，却常常被判无罪。这说明社会人的种族、身份、地位等特征，会影响法律的实施……
除此之外，法定的罪犯，是指已经被侦查、逮捕和定罪的人。但是实际上因为犯罪包含很多类型的行为，发生于不同的语境，有时候尽管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很多触犯法律的人也得不到应有的制裁。
例如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于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其中除了身体暴力之外把精神暴力也涵盖了进来。对家暴的预防和处置等有详细的说明，旨在调动全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对家暴进行有效的干预。
可是因为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对家庭私域事件向来有很隐晦的容忍，在法律层面又存在取证难、多部门联动难、多条法规非强制性等问题，使得《反家暴法》出台以来在实践中难以落实，导致法案中所构想的从社区、医疗、司法、心理到生活保障部门的干预链条形同虚设。最终受害者得不到有效的帮助，施暴者也得不到必要的制裁。
还有很多行为，尽管已经侵犯到了个人权利，违反了公序良俗，却没有被发现，或者难以被定罪。比如散布谣言、校园霸凌、网络霸凌、职场暴力、恋童、隐蔽的熟人性侵等等，都会带给被害人身体、心理、财务的多重伤害。
通过上面列举的例子，相信大家已经发现，如果我们谈及犯罪时只是包括那些明确触犯法律的行为，如果我们谈及罪犯时只是包括那些已被逮捕和定罪的人，那么我们将不足以完整的看待违法犯罪问题。
因此很多相关专家都建议使用“反社会行为”来取代“犯罪”。反社会行为即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未经定罪的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那么，什么人会做出反社会行为呢？
影响反社会行为的因素
你的有生以来有过反社会行为么？别着急否定。
我们换个问法，比如说，你未成年时曾经有过不良行为么？比如旷课、逃学、离家出走、沉迷网络、欺负同学、虐待小动物……
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其未成年的阶段都偶尔地做过一些身份违犯的事儿。这似乎是进入成年的某种仪式，一般而言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就开始稳定的出现了。
但是也有少数的人，他们会长期的、频繁的实施程度不同程度的反社会行为。是什么差异让他们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呢？
如果你是我公号的长期读者，或许已经能够从我之前的文章中了解到，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它受到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
（人类大脑使用指南（上）、人类大脑使用指南（二）、人类大脑使用指南（下）、心理灵活性的神经基础、如何提升心理灵活性）
这些因素里的一些可以被称为风险因素，它们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干扰人的发展轨迹，使人表现出种种反社会的行为。
01
生物风险因素
有一些基因使人易于做出反社会的行为，这些基因通过影响人们的神经结构、神经连接和神经化学，进而影响人们的情绪水平、冲动控制能力和攻击性等。
例如，这些基因可能会使人杏仁核和脑岛体积小、活跃度低，让人冷酷、低共情。也可能影响人的额叶灰质的体积和纹状体的功能，让人抑制力差，行为冲动。这些基因还会导致低水平的单胺氧化酶和皮质醇，增加人的攻击性，降低人的情绪调节能力。
基因也会让人有一种天生的气质，影响人的情绪反应强度、灵活性和适应性等。一个敏感、情绪强烈、环境适应慢、心态消极的孩子，产生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基因还可能让人有一个反应性很低的自主神经系统，同时让人的心血管系统条件反射能力优越，这会导致人缺乏必要的应激状态下的情绪唤起，表现出无所谓的麻木、冷漠，而且偏爱追求刺激。
这些基因的风险因素看起来很可怕，但是生物的特征是中性的，就是特征而已。但人类社会是有规范和秩序的，每个人都要去适应自己所在的环境。
而且它们并非是绝对的，尤其在生命早年，大脑的可塑性很强，在保护性的心理和环境因素的加持下，在良好的社会化过程中，大脑的结构、神经连接以及神经生化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
比如在家长精心地养育下：天生低恐惧特质、追求高刺激的孩子（杏仁核、自主神经系统）可以成为优秀的职业人士，如运动员、军人；高敏感、消极、低适应的孩子（气质），也许会成长为卓越的艺术家；高冲动、低抑制（前额叶、纹状体）的孩子也得到适龄的发育，逐渐成就他自己的人生。
相反，糟糕的早期心理和环境因素会引发风险基因的表达，改变大脑的生物因素，促使反社会行为的发生。
02
环境风险因素
生命早期的化学环境：母亲产前频繁接触酒精、尼古丁等污染物，母亲孕产期营养不良等因素会增加孩子的反社会倾向。
家庭环境：不稳定、不安全、充满冲突的家庭关系，不良的教养方式、父母监管的缺失、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等因素都和孩子的反社会行为有关。
社会环境：较差的学前教育经历、挫折的同伴交往经验、学业失败等因素都会进一步增加反社会行为发生的概率。
03
心理风险因素
神经心理：这方面已经体现在“生物风险因素”中。这里要强调的是，神经心理风险会进一步导致级联效应。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通常源自生物性因素，但是这个特征会让孩子遭遇一系列困难，诸如家长沮丧的强制性养育和同伴的拒绝，这些挫折会增加孩子的破坏、对抗和攻击性行为，进一步伴生破坏性障碍，极大的增加了孩子日后出现反社会行为的风险。
学习因素：反社会行为和其他行为一样，是习得的。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和社会学习过程都会塑造人们的行为。
生物因素可能影响人的经典条件反射学习能力，原本惩罚带来的焦虑会让人回避惩罚，但杏仁核小，自主神经反应性低的人或许难以从惩罚中吸取教训，从而导致一犯再犯。
从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角度而言，而如果一个人发现攻击能够带来好处或者避免不愉快的刺激，那么攻击就成了有效的行为，并会在不断地使用中被强化，成为习惯。
从社会学习角度而言，一个人也许最初只是看到自己的家人用攻击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他可能会去模仿，如果他的模仿得到了积极的回报，比如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甚至是家人和同伴的肯定，这种心理或者物质上的满足，就会强化他的行为。
社会心理：社会思维的过程会产生很多偏差，让我们产生错误的信念，比如对攻击的预期和体验，进一步导致他人的行为确认，强化了我们的偏见。媒体的影响带给我们错误的易得性直觉，让我们产生误解，模仿，降低抑制，比如歪曲了女性的性态度，增加男性对女性的攻击行为。而群体的影响会导致服从、责任扩散、去个性化、极化攻击倾向，让群体里的人做出残忍的行为......
（新冠疫情期间的心理学—心理现象复盘、新冠疫情期间的心理学—如何改进）
列举了这么多风险因素，回到之前的问题，什么人会产生持续的反社会行为？答案是，在成长过程中风险因素越多的人，越容易产生反社会的行为。
要能够有效预防这些风险因素，其实需要社会给家庭提供有效的风险预防支持。
不稳定的家庭，有不良习惯和认知偏差的父母，社会能否提供预先的支持？天生携带某种难养特质的孩子，令家长在养育过程中充满焦虑和沮丧的情绪，家庭能否得到相关的支持？工作的繁忙，家庭的变故，难以做到对孩子的必要而有益的监管，家庭能否得到及时的支持？
家庭、学校、社区，能否合作共建，一起培养孩子们的亲社会行为，提升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同时，对已经出现行为偏差的孩子，能否提供安全的矫治和治疗？
你对这些问题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心理异常
现在进入心理异常这个话题。
你觉得什么是心理异常？怎么判断是否心理异常？有哪些心理异常？当你仔细思考这些问题时，是否会觉得这些问题也不好回答。
心理现象和物理、化学等自然现象的区别是：
它是内隐的，不能像测量温度一样直接进行测量。比如说到智力，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出智力的生物学检测，只能测量和智力有关的行为，进行间接的测量；
它也是模糊的，心理特质是种构建的概念，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看法，而且难以达成像物理、化学中的概念那样一致。比如什么是智力，法国心理学家比奈和美国心理学家麦克斯勒的定义就有所不同。
心理学研究有其独特的困难，心理学内部本身也有很多的争议。心理现象是客观的、统计的？还是主观的、现象的？我觉得可以共存。前者通过科学的实验和测量推进心理学的研究，后者有助于发现细微的现象，形成新的观点。
就像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我们可能有时会使用标准化的、结构化的访谈，使用症状问卷，但是也会更为注意主体间的非结构的、独特的呈现。
如同智力现象一样，当我们说到心理异常，就会想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心理现象。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将这些现象分类和组合成有限的综合征，这些综合征是一些常常同时出现的症状，其背后或许有特征性的生理病理机制。
在这篇文章中，当我们说到心理异常，我们采用的参照是《精神障碍与统计手册，DSM-5》的症状分类。在那里精神正常/异常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一个连续的状态。所谓心理异常，在连续谱的一端，它严重干扰个体日常生活，令其或者身边的人感到痛苦，行为反常和危险。
大家认为的“罪犯有心理异常”，大部分是言指是DSM-5中达到诊断标准的心理异常，是严重的心理疾病，比如精神分裂、重度抑郁、双相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等。那它们和犯罪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心理异常和犯罪
前面提到多维度的高风险因素会增加人们的反社会风险，导致心理异常的风险因素与之类似，生物的、环境的、心理的风险因素同时也会增加人们的精神风险。
这似乎预示了某种高度的相关，但实际上监狱在押犯人中大约只有10%左右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而且他们只是倾向于实施轻微的犯罪，比如人身攻击、非法入侵。
但是人们依旧会担心他们有潜在的风险，特别是暴力的危险。在前文的讲述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攻击性有其生物基础，也是习得的问题解决办法，并且被环境所强化。
个体的暴力风险与其说是和心理异常有关，不如说是和其暴力史有关。心理异常者并不一定比普通人表现出更多的犯罪行为。
心理异常群体并未带给社会更多的犯罪风险，但是他们的精神疾病却给自己和身边的人造成痛苦。年我国已经有万重度抑郁患者，占全球总病例的21.3%。而抑郁症是导致自杀最危险的因素，在我国每年有12万人左右因抑郁症自杀。
这和社会飞速发展过程中各类精神风险因素的增加有关，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巨大的危害。而绝大部分人对抑郁症了解甚少，甚至有误解，在出现抑郁问题时只有不足10%的人会求助专业支持。如何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抑郁症，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
-年中国不同年龄人群抑郁症发病率柱状图
回到最初，文章开篇提到的三例暴力杀人案件，那三个暴力杀人者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难以得出简单的结论。
他们似乎冷酷无情，杀人更像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意图的工具性杀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或者心理的需求而杀人。他们似乎也追求刺激，孙某换工作无数，蔡某、吴某迷恋性刺激。
这似乎预示着他们有“低恐惧”的神经特质，但是即便有这个因素，这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亦或兼而有之呢？毕竟生物的因素只有佐以心理和环境的因素，才会导致严重的犯罪行为。
这三位杀人者，一个是未成年的中学生，一个是高智商的大学生，一个是生活落魄的中年人，在他们的成长路径中，杀人竟然成了合理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令人不寒而栗。
犯罪行为非常复杂，本文管中窥豹。希望能部分地解答亲朋好友们内心的疑问，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犯罪和心理异常有关的风险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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