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处理不同问题的各种技术

各种技术一般性概述

具有不同类型问题的来访者需要各种不同的技术和方法。在本部分,我将讨论能够用来帮助这些来访者的各种技术,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问题17

高智商的人

高智商的人通常不会出现智力问题,或一些特定领域的技能问题。一般而言,在非常聪明的人当中很难碰到整合(或组织)功能有缺陷的情况。那些非常聪明的人时常会充分地使用他们所拥有的合理的社会技能(尽管并不常常如此)。因为他们非常聪明,他们也倾向于使用他们的智能来进行防御。这就在治疗他们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特定的问题,我将在下面解释这些问题。

顺便说一下,那些非常聪明的人可能无须上大学,或者可能会拿到一两个博士学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经阅读过心理学和(或)精神分析的书籍,而这就增加了他们的防御装备。

简短回答

高智商的人会使用他们的智力来躲避开那些痛苦的问题,但他们的智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治疗师去“面质”他们的智力使用仅仅是为了防御这一危险的事情。你一定要相信他们还是可以理解一定事情的。他们可能有着既想顺从又想蔑视(挑战)的冲突性愿望。并不罕见的是,这些人的智力会导致他们一定程度的夸大(grandiosity),因为他们发现上学和(或)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

当高智商的人表现出顺从的时候,他们似乎是过分恭敬和礼貌的,因为他们对自己如此聪明感到罪疚(他们在防御自己的罪疚感)。当他们处于目中无人的状态时,他们会挑战治疗师,有时候这种挑战是很巧妙的,他们会针对治疗师在治疗中使用的理论问一些问题。这两种防御(顺从和蔑视)都会被他们使用,因为他们正在感到紧张和发慌,因此治疗师需要去探索和发现他们焦虑所伴随的想法内容,以及他们是如何保护自己远离这些想法的。

另外,聪明人对于他们不知道如何适应自己的情绪问题会体验到更多的羞耻感和罪疚感,而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在治疗的开始阶段去讨论。

我发现对于非常聪明的人来说,治疗师去面对他们的挑战是很有用的:一开始治疗师可能会对他们做出很专业的反应,然后在智力上稍微与他们竞争一下。有时候这个办法可能有助于治疗联盟的建立,因为这会:

●减轻他们对自己高智商的罪疚感,

●让他们更好地“感觉”到他们正在被理解——这对于他们来说通常是一种很乐于接受的安慰,因为他们通常是被父母看成是小孩子的。

非常聪明的成年人经常会一辈子忍受着父母和老师对他们的误解。他们可能在他们被养育期间,以及在成年期间一直在隐藏他们的智能表现,并一直渴望找到在智力和艺术才能方面能够与他们的聪明才智相“匹配”的某些人。他们倾向于带着怀疑接近治疗,他们怀疑治疗师能否告诉他们一些他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详细回答

在不同领域中,诸如艺术、音乐、数学、文学和科学等方面,有着很好天资和(或)技能的人,会把大量的知识和学问带到心理治疗中,通常这些知识远远地超越了治疗师的知识贮备库。他们很有可能设法“钻研”过心理治疗,但这有可能被他们用作回避在治疗中自我开放的一种方式。

这种“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同时完成着几件事情:他们用其极强的智力攻击并摧毁治疗师,不让你在治疗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心理治疗师,他们回避他们的各种竞争倾向,因为他们对竞争是有罪疚感的。他们正在表达因为他们的智力而被爱的愿望,他们也在回避因通过智力活动而实现被爱愿望时产生的罪疚感,他们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他们的智力来诱惑和勾引他人,这与父母在他们童年期的愿望有关系,以及他们可能在使用智力,或者与你建立亲密关系或者创造出与你的疏远,这取决于他们如何使用他们的智力。

这些他们的智力所呈现的多重意义都可以被讨论,但在讨论任何象征性意义之前,治疗师首先应该小心地辨认出和认可他们丰富的知识。

理智化

举例

Marty,一个高智商的男人,34岁,主诉惊恐发作,他认为这个问题表明了他需要服用抗抑郁药物进行治疗。我承认说,他能够意识到需要服用抗抑郁剂表明他已经“钻研”过他的问题了。然后,他承认说他已经在网上查阅了惊恐发作,并发现通常建议药物治疗。

我首先承认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网站上把药物治疗列为一线治疗(面对他的智力挽战)。我也向他指出,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他感受急性焦虑。我进一步面质他的挑战,我解释到抗抑郁剂和抗焦虑药物的作用机制在本质上还不是很清楚,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机制中,有一种认为惊恐发作一定是与罪疚感有关系的。我补充说,当事人通常并不知道诱发惊恐发作的罪疚感具体是什么。

Marty考虑了一会儿我的说法之后,他承认了罪疚感来源于他定期与女人有婚外性关系,尽管他说,“她们都没什么事。”我指出,他的这个合理化就表明了他确实感到内疚。他解释说其实那些情况一直都是一夜情。我会向他说明,服用抗抑郁药将会让我们避开更多地讨论婚外情的机会,他表明无论使用什么方法他都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他依然认为他需要服用抗抑郁剂药物。

我决定稍后一段时间再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建议他再来看我。在第二次咨询中我与他澄清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也知道抗抑郁药物会引起性功能障碍。换句话说,我们都理解到了他服用抗抑郁剂的愿望与自我惩罚的愿望有关系,因为惩罚自己可以减轻他对妻子不忠实而引发的罪疚感。在高智商的人中有一个常见问题,就是他们倾向于使用专门术语或概念来减轻他们对于现实问题的羞耻感或罪疚感——因此他们看起来要比他们真实的情况好很多。例如,有些人可能说:“我认为我确实是得了强迫症,”这就隐藏了他对各种事情的妄想性思考。

主诉“惊恐障碍”的一些人,实际上他们很有可能是在使用这个专业术语来减轻他们对某些变态活动的羞耻感,诸如去地牢里面遭受鞭打,或恋足癖。我曾经评估过许多被其他人诊断为“广场恐惧症”的聪明人,经过我更加详细和全面的检查和评估之后发现,这些人的诊断实际上是偏执性精神病，他们害怕进入公共场所,因为他们恐惧被别人看见和暗算。

有一个男人说他自己具有“攻击性”,同时抱怨自己有一个患病的女儿,以及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很差。结果是他在欺骗那些与他做生意的人,他试图对我也说谎并欺骗我。我只给他做了一次咨询；他来见我时并没有带支票,也没有付钱给我。他是一个精神变态者(psychopathic),但由于他非常的聪明,他做坏事后经常能侥幸逃脱。很多人都识别不出这类人的不可靠性。还有类似的伪装,一些精神组织功能紊乱,但还有社交技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特别是那些身材性感和好交际的女人,经常被误诊为“表演性人格障碍。”

高智商者其他的常见问题

小技巧

非常聪明的人在诊断方面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因为他们的真正症状和情况可能具有非常大的伪装性。他们有可能会利用他们的智能来补偿或隐瞒他们人格中特定的软弱或各种缺陷。

高智商的人经常会表现出强迫性防御,以便能最小化他们的问题。他们概括和总结,引用研究数据,或者施加控制,以便不向你展现他们的某些想法(Kernberg称之为“精神变态性移情”psychopathictransference)。他们的这些强迫性防御机制有可能干扰治疗师对诊断和治疗方法的选择:如果他们的心理紊乱比较严重,有时候解释性工作是不恰当的,而“Bion风格”(问题13)的支持性方法是合适的,尽管他们的智力很好。如果他们在人际疏远和亲密方面也存在困难,至少提示要有一些基于“矫正性客体关系”概念的“关系性”治疗技术。

聪明人对他们需要心理治疗常会感到羞耻,直到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止:心理治疗会让他们变得理性。有时候,我会直接向他们讲解关于我正在做的事情的一些概念和观点,即“把扑克牌亮出来。”换句话说,我可能会承认我正在观察和探索他们的防御——这种理性诚实的方式可以促进治疗联盟的建立。

有幽默感的聪明人会对治疗师的一些幽默做出亲切的反应；幽默也可能是危险的,但它能够帮助来访者减轻对治疗师依赖的羞耻感。

最后的事情:非常聪明的人倾向于对早期干预有很好的反应。这些干预可能是对防御的讨论,或者是对防御史的探索。聪明人通常在治疗中感受到轻松一些是因为开始了一些“工作”,而不仅仅是感到“被安慰”。除了在第一次治疗中的一些介绍性工作和一些幽默之外,我有时候会使用DeMUzan的建议:对以前逃避他们自己觉察的特质和防御给出“令人惊讶的解释”。这样做可能会使一些聪明之“星”相信:你知道的确实比他们多(至少在你的领域中)。

——选自杰瑞姆?布莱克曼著《个心理治疗难题》年12月第1版第3次印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乌兰察布市伊湘蒙心理咨询中心，预约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