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不少人受困于亲子关系，尤其是成年后受困于与父母的关系。这其中，既包含了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因素，例如，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鼓励父母认为自己当然对成年子女的婚姻、育儿承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当两代人在婚姻观、育儿观上存在冲突，那么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就势必令子女困惑。

　　除了普遍性的社会文化因素之外，另有一些令成年子女困惑，甚至烦恼的父母，却很可能反映了某些心理问题。例如，一个对子女及家人百般挑剔，总是用恶意来揣测家人的父亲，很可能反映了偏执型的人格障碍。再例如，一个身体健康，有充足经济来源的母亲，却总是要依赖着子女生活，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决策都要子女拿主意，很可能反映了依赖型人格障碍。

　　从分析的角度，现时代成年子女的父母，从40后到60后，他们的童年或青春期往往经历了—年间的多次反人性、反人伦、反文明的社会运动，因此他们罹患各种人格障碍的概率应该远远超过正常的社会。以美国社会研究的数据为基准，美国成年人中，至少罹患一种人格障碍的患者比例占人群的15%。那么，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数十次反人性、反人伦、反文明的全局性、强制性的社会运动，中国40后到60后人群中罹患至少一种人格障碍的比例应当在15～30%，甚至更为严重。从心理学角度，扭曲的社会运动破坏了大多数家庭的正常环境，而早期环境对人格障碍的致病率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因此，现时代成年人的父母出现各种异常或非理性的行为模式，都可能与某些特异性的人格障碍，或人格障碍倾向有关。从社会层面上，人们经验直觉上形成的“坏人变老”，某种程度上也佐证了40后到60后人群人格障碍罹病率的相对普遍。具体到一个家庭，做子女的应该怎样应对父母的人格障碍问题呢？

　　从心理学角度，下述建议或可提供一些帮助。

　　首先，作为子女的必须要了解到，无论是何种人格障碍，要矫正几无可能；专业的帮助或许对病程有所改善，但鉴于中国精神医生主要针对更为严重的精神疾患（精神分裂症、严重的神经症等等），而较少能够对人格障碍（相对来说，能正常地工作、生活）的矫治提供有效的帮助。因此，在父母并没有意愿去接受心理辅导的情况下，不要尝试去矫正父母的心理问题。一般来说，人格障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异常的观念和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是从生长发育中逐步形成，并从成年早期开始一直延续，矫正或治疗是相当困难，需要仰仗太多的社会支持因素。事实上，有相当比例人格障碍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恰当的人格特征是令人不快或需要改变的。

　　从这个角度，子女应当要接受父母的人格障碍，就像接受父母头发斑白一样。此时，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子女自己的态度。知道父母古怪的行为，或者令人不快的特点是因为人格障碍，那么就应该努力去理解父母，他们童年和青春期成长的历程，以及他们父母（祖辈）给予他们的影响。承认并接受一个不完美的父母，有缺陷的父母不仅不是忤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尽孝。

　　而且，一旦子女接受并适应了父母的人格障碍，既可以减轻子女的心理负荷（起码不必跟一个需要帮助的病人怄气吧），也能避免因为子女的不解而迁怒于父母，或因此与父母产生激烈的冲突。亲子冲突的减少，实际上对于父母的不恰当行为模式反而有所裨益。像回避型或依赖型人格障碍，如果避免发生冲突，那么父母自己主观上的痛苦也会减轻不少。

　　其次，针对父母人格障碍的特点（大多数人格障碍者都存在共病，即反映出多种人格障碍交织）应该有不同的应对。从精神医学的角度，依据人格障碍的症状倾向性，可以分为三组。A组的人格障碍以古怪、不可理喻的行为为主要特征，包括偏执型、分裂样和分裂型人格障碍。B组的人格障碍以戏剧化、情绪化和不稳定为主要特征，包括反社会型、边缘型、表演型和自恋型人格障碍。C组则以焦虑和恐惧为主要特征，包括回避型、依赖型和强迫型人格障碍。这些不同的人格障碍对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的损害各有不同。子女可以就这个问题咨询就近的精神医生如何应对。

　　也就是说，如果父母自己没有主观愿望去治疗矫正，那么子女就有必要去咨询精神医生如何应对。必要时，子女需要寻求心理帮助来帮助自己适应和调整与父母相处的问题。

　　再者，如果父母的行为给其他社会他人带来损害或者困扰，子女应该积极地承担起赔偿、抚恤的责任。这就好比，父母当年为未成年子女闯的祸买单一样，成年子女也应该为罹患人格障碍的父母闯的祸买单。尽管从法律角度成年子女可以不必为父母的行为担责，但从帮助父母以及尽孝的角度，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行为仍然应当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总而言之，如果对父母的行为模式不解，或者难忍，就有必要向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精神医生寻求帮助。一旦确认父母的异常观念和行为模式是人格障碍的反映，而自己不知如何应对，那么需要接受心理辅导和帮助的应该是子女自己。纾解自己的压力，寻求妥善的应对，力求善待父母，哪怕是人格障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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