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自杀学、人格障碍和妇女精神卫生有深厚造诣。年，翟书涛率先开展我国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的工作，并被国际自杀协会授予“爱尔温·润格奖”。年他被国际自杀预防协会接受为会员并担任中国代表，从此肩负起在国内开展预防自杀和危机干预的任务。年7月1日南京建立国内首家危机干预中心，以帮助身处逆境的人渡过难关，降低自杀率。他对院外精神病人、住院精神病人的自杀问题、服毒自杀病人的随访、精神病人的危机干预等都有深入研究。

翟书涛，医院教授。对自杀学、人格障碍和妇女精神卫生有深厚造诣。年，翟书涛率先开展我国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的工作，并被国际自杀协会授予“爱尔温·润格奖”。年他被国际自杀预防协会接受为会员并担任中国代表，从此肩负起在国内开展预防自杀和危机干预的任务。年7月1日南京建立国内首家危机干预中心，以帮助身处逆境的人渡过难关，降低自杀率。他对院外精神病人、住院精神病人的自杀问题、服毒自杀病人的随访、精神病人的危机干预等都有深入研究。是我国自杀预防危机干预的向导者。

他率先开展对人格障碍的相关研究，指出反社会人格障碍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但在判断其责任能力时应考虑其社会危害性，而不要轻易判定为限定责任能力。在妇女精神卫生方面首家开设妇女精神卫生门诊，成立妇女精神卫生研究室，对经前综合征和精神疾病、产后精神分裂症的特征、绝经期综合征与精神疾病、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因素等方面均有深入的探索。

在中国人的眼中，心理上的问题向来要比身体上问题更加讳莫如深，因为文化传统以及各种复杂的因素，由心理问题而导致的疾病被带上了某种疾病以外的歧视性色彩。自杀，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心理危机而导致的行为，长期以来同样难以得到科学和理性的解释，批判的声音固然堂皇———“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民”，但认识到自杀是一种可以预防的行为，并建立一种持久有效的公共支持系统，这种努力，显然要比歧视和斥责更加重要。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有条件的城市都建立了自杀预防中心或者心理热线，这些热线电话24小时有专人值班。世界上各种危机干预中心每年估计可以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为此，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当让危机干预机构的电话号码像火警一样为公众所熟悉！

最初的“生命急救通道”

实际上，自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就有人进行自杀方面的研究和救助实施工作。

翟书涛，南京危机干预中心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最早进行自杀研究的专家之一，在他堆满了包装盒和工具书的办公室里，少有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作为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翟书涛曾经获得国际自杀预防学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从年开始，作为医院一名精神科的医生，翟书涛接受国外学术机构的邀请，参加有关危机干预的研讨。此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几乎为空白，人们对于自杀的认识也还停留在道德评判的层面上。年，从德国汉堡国际自杀协会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回来后，翟书涛下定决心亲手建立一个危机干预中心。

和国际自杀预防组织最初采用的做法一样，危机干预中心非常倚赖于热线电话的作用。考虑到“自杀”过于扎眼，危机干预中心向社会宣传时都称心理危机干预。危机干预中心的热线电话被登记在查号台上，医院对外宣传时，危机干预热线也常常被作为一个亮点进行公布，在患者当中，不收钱的这条热线口耳相传，借助于这些被动的和不持续的宣传，危机干预热线常出现冷热不均的状态。多时每天会有几十个电话，少时也可能只有几个。

这些年，南京危机干预中心共接到了超过次与自杀有关的电话。这是他们处理的一个案例———

一个中年妇女打来电话，哭诉丈夫情变后自己遭遇的打击。安眠药就放在她的床头，她打算在诉说完这一切后，便结束掉自己的生命。

电话线的这头，危机干预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倾听，一边在谈话中寻找能够让这位女士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她有个女儿，在谈话中她多次流露了对女儿的不舍。于是他们对这名女士说，“假如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你的女儿今后将有多么痛苦？”

哭泣声停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这名女士说“也许应该再好好想想”。

翟书涛认为，应激性生活事件是发生危机的常见原因。诱发这些危机的原因通常包括：下岗和就业困难；婚外情和离婚率上升；家庭暴力；贫富差距形成和扩大；外出打工，生活艰辛；天灾人祸造成的死难者家属。而危机干预属于短程心理治疗，它是为解决或改善求助者当时的困境发展起来的。与其他精神治疗手段不同的是，危机干预以解决问题为主，而不涉及当事人的人格塑造。更加简单地说，医院的急救室，在心灵的危险信号亮起时，给出一个急救通道。

危机干预中心的危机

12年人，如果说每一条生命都是无价的，这个数字已经足以傲人，但是相对于每年大量的自杀或者自杀未遂的人口，这似乎又算不得一个辉煌的数字。生存和发展，始终困扰着翟书涛和南京危机干预中心。

刚成立时，6名工作者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只剩下了4名医生。为处理一些个人面临的心理困境，他们常常要动员单位、街道、乡邻一起做工作，这更像是居委会老大妈和片警从事的工作。

南京危机干预中心严格医院的部门。最初设立时，医院的领导解释“接电话只要花点时间，不用花钱”。医院里其他部门一样，同样有经营创收的任务。这给本身带有很强公益性色彩的危机干预中心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医院领导体谅这种工作的性质，曾特批干预中心的医生可以像院里的行政人员一样拿平均奖金，在种种矛盾中，这项政策也未能持续多久。同时，在现有的机制下，社会公益资金几乎从未光顾过这个中心，仅有的一笔每月元的资助，也因资助企业的倒闭而只坚持了两年不到的时间。

翟书涛觉得，没有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危机干预起码是不全面的，也难以收到具体的效果。在这一点上，遍布于台湾各县市的生命热线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些热线的日常工作通常由义工担任，几百名义工夜以继日地守护在电话的旁边，无偿地为那些处于心理危机中的人们服务。他们不仅要有热心，也必须接受长达12个月的有关精神医学、心理、生理、法律常识、协谈技巧的训练，然后还有3个月的实习考核，经过评选合格后才能坐到电话机旁。每周定期值班4小时，且每年还须修满48小时的课程，否则即遭淘汰。

我国内地目前危机干预机构较少，除南京外，现在医院、湖南医科大学、大连医学院等医疗学术机构也设有类似的组织，但这些机构在性质上都还不属于非政府民间组织的范畴，在招募和培养志愿者时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便是与同类型的专职组织进行比较，欧洲和北美诸国10万至20万人口的城市，都有危机干预中心，人员由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组成。我国内地的发展程度依然处于起步的阶段。这当中政府的重视、资金、人力都面临着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

在现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南京危机干预中心依然进行着自己的尝试。当年南京汤山中毒案发生后，他们在第一时间里派出了心理医生走到死难者家属当中进行心理疏导。这种行为本身无疑就已经为脆弱的公共支持体系中加入了非常有价值的一环。

仅以南京危机干预中心为样本，显然还难以看出整个国家的自杀预防公共支持体系的未来。在联合国号召建立国家一级的自杀预防策略的计划中，曾对这种公共支持模式的建立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行动指南，这个指南可以被概括为：形成社区行动的发起者（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应用讨论会以及媒介进行公共覆盖———取得政府决策的支持———制定出国家自杀预防战略———政府和社会各方提供行政、经费和技术资源的协调组织，以保证战略的有效。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描述看到自杀预防公共支持体系未来的全貌。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