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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可以治疗忧郁的嚏根草。（上接B02版）让忧郁重新解放如今，忧郁似乎不再美好了，它不仅仅是病态，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病”。现代精神病学对忧郁有了“躁狂”（Mania）和“抑郁”（Depression）的命名。不过，作为一种心理结构的忧郁，并未被病理化的语言所穷尽。如郑圣勋所言：“我们希望将忧郁看待成一种我们自身所经历的生命，是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忧郁具有它自己的意义。”书写忧郁，不仅仅是克服创伤，或者耽溺与消沉，也是再现文化历史中被压抑、掩盖和转换的空白处。郑圣勋将其理解为一种主体的情感投资，一种理解与实践，可能具有积极的、创造性的能量。精神分析理论从个人层面处理“主体的忧郁”。在弗洛伊德之外，克莱恩（MelanieKlein）和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两位女性理论家提供了不同的见解。克莱恩对“忧郁”的研究，基于她对儿童心理形成的理解：成年人的哀悼和忧郁，是对婴孩时与母体分离经验的回溯。而克里斯蒂娃则将忧郁视为人类心灵中的“符号性脆弱”，能使我们的心灵开展更大的柔韧性。此外，还存在一种“历史的忧郁”。本雅明（WalterBenjamin）在《历史哲学纲论》中，借“新天使”的忧郁形象，提出了一种历史救赎观：天使面朝过往的废墟，却被进步之风吹向了他所背对着的未来。在他看来，驱使男男女女起来反抗的动力，并不是梦想着被解放的后代，而是对于被压迫的祖先的回忆——这是对于历史的忧郁与哀悼。哀悼失落之物，也是对未来的最大盼望。当代理论家茱蒂丝·巴特勒在《失去之后，然后怎样？》一文中便回应了人置身“时间”与“历史”的复杂性。她提出要郑重地面对忧郁，还哀悼以特殊位置。因为在“失去”之中，铭刻了我们所承受的磨难、暴力、污名，而哀悼可以赋予主体战斗力和能动性。表面上看似个人化、向内的忧郁，其实也可以是政治的，是肉身与政治的相遇。抑郁症是如何成为流行病的？尽管我们在文学与哲学之中有许多关于忧郁的美好理论，但无论如何，由社会及医疗体系判定为抑郁症的忧郁情绪，如今已被贴上负面的标签。曾经，抑郁症只属于少数精英，如今则被民主化为一种平等的疾病。一方面，抑郁症被诊断为21世纪的时代病，另一方面，人们又奔走相告、急于澄清大众对于抑郁症的诸多误解。当然，除了抑郁症，我们还有各种精神困扰，比如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等，这些精神疾病主导了21世纪初的疾病形态。此外，还有大量难以命名的情绪困扰着焦虑时代的年轻人。这使得“贩卖焦虑”也成为不少商家的生财之道。不过，今天的焦虑不只是“营销”话术催化的，也实在地困扰着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影像中的生死学”的授课老师陆晓娅曾在演讲中指出，这个时代有一种普遍的“生命无意义感”；北京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徐凯文对于年轻一代“空心病”现象的分析，也引发了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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