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铃铃……值班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急忙拿起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很年轻的声音，有点急但还不乱。

“你们是做心理咨询吗？”

“是的。”我平静的答道，“请问您需要我们的帮助是吗？”

“你们跟精神病院没有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对吧。”

“对，我们是专业的心理保健和心理咨询机构，一般采取非药物的形式为我们的来访者和求助者服务，请问您是哪方面的问题？”

“让我想一想再打。”说着这位男青年挂断了电话。我想他大概在精神病院做过一些治疗但没有解决问题，使他对精神病院产生了抵触情绪，同时对与之相关的机构都心存疑虑，让他想一想也好。

大约30分钟以后，这位男青年又打来电话。在大约40分钟里，他详述了自己的问题。原来在此之前，他已经六次住进精神病院，包括省市区和上海的一家精神康复机构，尽管所有的精神科医师都诊断他并非精神分裂症，每次都住开放病房，但还是为他开了包括抗精神分裂症类药在内的数种药物，这些要他已经吃了十余年了，他再也不想吃药了。事情的起因是在他高三那年冬天，由于剧烈的头疼他放弃了努力11年的学业，他父亲就几乎是暴跳如雷。不久，他又与姐姐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甚至打了起来，他父亲就让精神病院的救护车拉走了他。从此，只要他已与家人发生冲突，父亲就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现在他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家庭，完全依靠父亲生活。另外，他不能长时间呆在同一个地方，有时表现为强迫思维，有时则表现为强迫行为，经常会就一些比如电视关了没有之类的小问题反复折磨自己，反复检查电器、开关等等，不能与父亲心平气和的交流，经常会起冲突。发作时会摔东西，有时会拿起利器威胁家人。他希望我们这里能帮助他重新开始生活。

我告诉他只要愿意他随时都可以预约时间，只要他不是精神分裂症我们完全可以帮助他。

谁知这个电话之后，过了3个月的时间，在我几乎忘记他的时候，那位男青年——D先生才有出现。按照我们的约定，他和父亲一起前来，但是迟到了半个小时。D先生解释之所以这么久才来是因为和父亲约不好时间，毕竟钱是父亲出的，得听父亲的。因为D先生已经在电话里详细的进行了描述，我就让父亲先说。

D先生为迟到道歉，还没开始说其他的就明显的感觉到D坐立不安，似乎有什么事使他非常焦躁。在征得了D的同意之后，我让他先行回避去另一个房间做心理测试。

原来，D在上高中的时候学习非常好，在省重点还是为于全校前三十名。高三时突然不想上了，给他办了休学，从此一天学也没上过。刚不上学时，有一天姐姐说了他几句，他居然拿刀砍姐姐，姐姐跑了，就砍爸爸、妈妈、姥姥，拦也拦不住，这才想着孩子这一段时间都不大正常，是不是疯了？就打了精神病院的电话。虽然后来精神病院的医生并没有将其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大部分的诊断是躁狂型神经症，只有一个医生诊断为人格障碍。但是，D闹得也太凶了，每次闹起来都几乎要出人命，有一次甚至社区保安、民警、巡警都来了。不把他送精神病院难道送拘留所？现在为他看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真是发愁。

这时D的测试也做完了，根据测试和与父子俩的谈话，我们看到D的确不是精神分裂症，精神病院的诊断没有问题，他的临床表现就是双向情感障碍：很明显他敏感多疑、不能理解别人、也不爱别人，常将困难、问题归罪于家人，尤其是父亲，因此一点小事就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很显然D的辍学、强迫性思维、强迫行为、焦虑和抑郁、在家里闹和家人争执打斗都是一种现象，根本原因是D在既往的经历中形成的被动——攻击型人格障碍。所以是否可以改善D的人格特质决定着D是反复的治疗、临床治愈、复发，还是基本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正常生活。

所以设计了精神分析师家庭疗法，要求D和父亲、姐姐一起来，共同帮助D走出困境。但是由于D的坚持他们并没有如约前来，第二次D单独走进了诊室。正如我所预料的，D并不配合。他一直坚持现在就告诉他一种立即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要我一提一种疗法，D马上说“现在开始吧”但是只要我一开始了解情况，D就马上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看上去D对了解他的情况以及“被权威所控制”是非常恐惧的，他希望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完全被别人了解的情况下解决目前的困境。

所以我不得不先通过放松训练降低D的紧张程度，放松下来，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D放松了下来，表示感觉非常神奇，感觉现在没有强迫思维了。但还纠缠于马上学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微笑着没有回答结束了此次咨询，并预约三天后的下午再来。咨询结束后，D马上打“姐，结束了，你带我上街吃饭吧。”大概D姐没有立即同意，D看上去很生气，一声不吭地听着电话，最后好像D姐同意了，他兴奋地像个年幼的孩子似的说：“好，马上就来。”

我估计他并不会如约前来，否则主流的精神病院他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果然，他没有来，第四天上午D打来电话一定要马上告诉他还有什么治疗方法，具体怎么做，他自己回家做。我没有回答他，而是问他是否打算自己解决。D当时非常生气，匆匆地挂断了电话。因为D父强烈地要求D尽快正常生活，比较配合，我就给D父打了电话，告诉他当天下午和D一起来，以后不论D如何要求一定陪同，直到D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有相对正确的认知为止，有可能的话D的姐姐一起前来。

当天正好是周六，下午D一家四口如约前来，我先让D和其父亲做了个放松训练，使他们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开始治疗，当然根据D的情况适当做了调整。

为了让D接受治疗，我从比较轻松的沙盘游戏开始（沙盘游戏是一种基于精神分析的游戏治疗）。D没有像别人一样在沙上摆上小房子、小人、小动物、小树等等，而是把手头几乎所有的玩具都埋在沙下，只剩下了一把手枪。显而易见，D对周围的人群强烈的不满，甚至想毁灭，与其被动——攻击性人格极为吻合。尽管常与D发生冲突，D负还是非常吃惊，甚至还有些恐惧。我笑了笑，其实D并不恐怖甚至还有些幼稚，从D的有点得意的神情中完全可以看出来，尤其是父亲和两位姐姐关切的目光更让他得意。事实上D的父亲和姐姐一直以来非常爱D，在这种过分的娇宠下，D就产生怨恨的心理，但D又是依赖，不能独立作出选择和独自生活，所以形成了被动——攻击性人格障碍。现在他在沙盘中的设置和表情再现出的就是这种人格障碍的特质。

我微笑着向D的家人表示不用担心，然后分别与四个人进行了交谈，了解他们对目前问题的看法、态度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运用角色扮演的技术扮演现实发生的事件，重现当时的场景，并予以录像、重放，使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对问题有再认识的过程，包括D都对当时发生的事件有了一点想法。

根据D的情况我私下嘱咐D父继续按医嘱服用药物，改善D的情绪（随时报告药物效果和副作用）。另外因为D自己不能自觉的来访，因此要求D的父亲和二姐一定有一个人在D来访时陪同，保证D能按照要求连续完成治疗过程。同时每次都会对D安排一些家庭练习，需要家人监督执行，家人也要按照治疗师的要求改变对D的态度和方法。

在D的3~5次的来访主要运用了系统脱敏疗法减少来访者对刺激的敏感性，让他的家人与他一起降低焦虑的指数。在每两次之间安排D在家练习在治疗中学习的放松技巧，写出所经历的让个人烦恼的事情，在下一个治疗的事端于治疗过程中和家人一起探讨。逐步让家人和D都不再重复交往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也改善D与家人的交流方式。

在D的6-10次来访，我们安排D用绘画的方式描绘自己、自己与家人的关系、自己与邻里的关系、自己与过去同学同事的关系、自己希望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树、自己经历的不幸事件……D的所有画作都表明了他幼稚、渴望得到保护但又反抗权威的意愿。我们运用精神分析技术，探究他觉得自己不幸的证据，一步步帮助他在画作上调整自己的位置，帮助他觉察过去自己的哪些行为会导致人际关系方面出现问题，哪些行为会导致目前自己无法正常地学习、工作，从而改变D的错误认知。

D终于感觉到了家人都是爱自己的，过去对家人的恨导致了很多错误，甚至为了让父亲伤心，放弃自己努力多年的学业，父亲也不是万能的，不能自己想要什么工作就安排什么工作，姐姐不再每星期带自己出去吃饭，是想激起自己努力奋斗的欲望。

所以我们又花了两次治疗运用合理情绪疗法的技术，用更加平和的想法替代挑战权威的做法，探究他在与其重要的人的关系中表现出的挑衅和后悔。当他表现出挑衅并随即道歉时，讨论这种经历的意义，探究这种行为方式是否是早期家庭相互作用的一种重复，确实受到伤害时用平和的方式表达痛苦，而不是用夸张的方式。同时安排他在家里继续练习。D在治疗里表示，觉得用治疗师教的方法与家人和邻居交往觉得很困难、很别扭，感到很累，好像非常虚伪。有时自己想好好与父亲交流，父亲反而很回避甚至有时还大发脾气。D父表示D确实在家中的表现有了很大的提高，就是经常翻旧帐，尽管D每次说过去你如何如何对我，现在你只要不再这么做了就可以了，但心里还是很不舒服，有时想想就很生气。

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按每月一次的频率安排了三次治疗，主要用来发现和改正D在练习中的错误。D父又为D安排了一份工作，同时安排D在一所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上函授大专。在这一过程中D的依赖心越来越少，与周围人的关系也变得比较融洽，学习也渐渐有了热情，工作尽管也还不满意，也知道努力去干。有时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又安排D参加了五次人际关系团体沙龙，在人与人的交往中，D逐渐成熟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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