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是一名专业人士，将近五十岁，已经尝试了多次心理治疗，包括接受过我知道的一位很有能力的，在专业领域声誉很好的同行的分析。根据我们首次面谈中所收集到的信息，据患者说，所有的治疗师都及其缺乏理解能力，他抱怨他们的治疗不称职，而那些分析师对此的反应，患者形容攻击他的这名分析师曾反复对他大喊，说他是疯子，应该去精神病院，就是放弃他并让他寻求其他分析师的帮助。这位患者谈到父母时也很生气，特别是他母亲，一个虔诚、固执的南方浸会教徒，他认为自己这严重的、终生的情绪困扰应该归咎与父母。我不准备描述患者疾病，严重的自恋性人格障碍，带有长期痛苦的不真实感的细节，或者他所遭受的童年创伤，据患者抱怨说，他母亲完全被她的教会同化了，以规定的教义而不是孩子的情感需要来对待孩子，另一方面，他指责父亲抽离于整个家庭，他向父亲寻求帮助的一些短暂的尝试，都没有得到父亲足够的情感支持。我只想说的是，他这次治疗的发展过程，与他先前尝试的治疗过程看上去是一样的，只有一点不同，这其实是个重要的不同，我们的治疗没有半途而废。

患者，他并非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听过我在一所大学主办的一系列公开演讲后，找到了我，他说听了我的演讲后，觉得我这种人性化的、单纯的、直接的态度与他以前的分析师们的狭窄观点和人为的做法形成了很强的对比，他突然觉得或许通过我的治疗，他还有机会。

当他来到我这里寻求治疗，听他讲诉他的故事，我感到很不安。尽管他在和我的接触中并没有显示出精神病性的观念，但我怀疑，他之前的那些失败的分析记录，以及她所描述的前任分析师们对他的如此相似的情感上粗暴或者冷漠，或许显示的是他人格中的精神病性偏执。不过，患者对我的实际行动打消了我的顾虑，并且我从如下这个事实中也获得了勇气，我几乎可以在和他接触的一开始，就基于他对童年和父母人格的描述，对于导致他先前治疗尝试失败的移情关系的性质形成了一个看起来可信的假设。于是我决定接受挑战，答应进行这次分析。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治疗是在一个友好合作的气氛中开始的，每一位学习精神分析的人都知道，我们能预料，且鉴于这位患者对先前所尝试的那些心理治疗帮助的描述，也即一贯地对治疗师产生强烈的贬损态度并感觉受到了他们的虐待，而且我认为自己在情感和理智上都要做好准备，分析的蜜月期不会永远的持续下去，他对我的态度将会发生彻底的转变，我希望自己能够承受这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不管怎样，一开始的治疗还是在平静中进行的，至少那时我能辨别出来是这样，我是到了后来，当他的不满已经演变成一种更强烈的形式、不带有任何顾虑的向我表达，并且开始演变为对我进行的猛烈的、主要，但不绝对，以口头指责的形式表现的攻击时，我才从患者那里学会辨别他对我不满的征兆。

在平静的这段时间，我仔细的倾听，后来开始与患者分享我获得的理解，我把他目前的经历，包括在先前尝试过的治疗中的经历，与他的童年经历联系在了一起。患者大体上以友好的方式接受了这些干预。表明患者只是在勉强维持着这份和平，这主要是在后来的回溯中，而不是他以毫不原谅的口气谈起先前的分析师和他的父母，尤其是他母亲，因而，每当他觉得我在以某种程度的客观性，也就是说，每当我把这些人当作移情关系中的意向，而不是真实的坏人，谈到他们时，他就开始变得恼怒、不耐烦、并会强硬的坚持认为这些人想要毁掉他，是他可恨的敌人。

不过，除了患者针对过往经历中的这些人的强硬不灭的仇恨迹象，分析总体上来说相当顺利，可以清楚的发现他对我起到的帮助作用的正性感受，也有清晰的证据表明，他在分析情境外的功能也有显著的提高。大约一年之后，重大的变化发生了。我因为度假要离开一段时间，在我回来后的几周内，情况似乎都没有变化。但接着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表明了他发生了严重心理失衡的变化。在几周的时间里，患者头痛的性质变了。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谈中他详细的描述头痛的感受，但他既说不清自己对于头痛想要弄明白什么，也不能让我理解他努力想要表达什么。之前引起的他生理上不适的头痛，现在并没有那么强烈了，而是引发了一种难以形容的不适，以至于他不能够思考和谈论任何其他事情，尤其在治疗会谈当中。起初，他在远离我的时候，头痛能有一定的缓解。但渐渐的，他开始觉得头部越来越不舒服，只要是他醒着的时间里，甚至在工作中都会开始觉得痛苦，不过，相对而言，比起在分析当中，他在分析之外的情绪扰动还是小得多。

我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路径最初是双重的。首先我聚焦于上次由我休假导致的治疗中断，并鼓励患者把他对此事的感受告诉我。这样的联系中，我使他想起了早期的那种感到缺乏支持和被抛弃的经验，以及由于常体验到这种支持上的匮乏，他对身体上的变化和健康状况的疑病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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