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恩伯格《什么是人格？》1

克恩伯格《什么是人格？》2

克恩伯格《什么是人格？》3

克恩伯格《什么是人格？》4

克恩伯格《什么是人格？》5

一个整合的伦理价值体系（“超我”）

在探索了以气质、性格形成，和认同为代表的人格之构成成分后，我现在回到了内化的“正常”结构的建立，这一结构通过内化的承诺所反映，这些承诺是在和重要他人与一般社会生活中，对道德价值和普世道德原则的承诺。这样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承诺对照并超越于工具，直接的相互作用于周边人类社会的现实要求。这样的人格成分大致相当于弗洛伊德的“超我”。同理，弗洛伊德的“本我”或“动态无意识”对应于原始的侵袭性的总和，性，和依赖的渴望，及其相应的欲望与对原始客体关系的恐惧，这些都不能作为自我同一性的愈合在意识中被接受。对如此无法忍受的欲望和恐惧的主动拒绝，往往倾向于通过压抑的方法和其他依赖于自我同一性的确立的高级防御操作，从意识中消除之。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自我”，从人格组织的角度来看，是以同一性功能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它是由一个整合的自我及其内化的周遭的世界、整合的客体表征所构成。换句话说，自我和其内部客体关系世界的治理，归根结蒂，性格特征的组织允许有效的，亲密的，共情的，与重要他人稳定关系的和谐活化。

超我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病理的严重程度是人格障碍和心理治疗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从相应的伦理价值系统内化角度来看，在我看来，伊迪丝·雅各布森的工作（），澄清了这些割裂的人格片段之形成的不同发展阶段。下面是她的总体结论的一个简短的总结。

超我最早的前身，在雅各布森的提议中，是最早期对禁止的内化，在父母/儿童的互相影响之中，通过母亲的明显信号和父母“不”，通常是对婴儿的那些可能对他或她构成的一个活跃的危险的（至少在母亲的看法）行为的反应。这种在消极情绪状态的活化下的早期禁令的不切实际的扭曲，属于早期体验的“被害型”的割裂，来自于投射机制和外部挫折的联合体。该禁止在这样的投射机制的影响下，在婴儿对他们的曲解和错误的判断之中被放大。这第一次的内化，原初的内化禁止刺激的负性层面，暗示地生命威胁之幻想的危险和惩罚，主要是围绕在分离恐慌系统活化的情绪下的抛弃的恫吓。这些禁令的内化，暗示着对作为抵御抛弃甚至毁灭的更大的危险的保护机制的接受。显然，在严重创伤，身体虐待，性虐待的情况下，身体或性虐待证据的长期存在，如此的一种早期的，对生存的基本威胁消极内化感可能会变得比一般情况下的情形更具优势。

首先，最原初层次的内化禁令，在那些已经开始同时影响早期经验的正面和消极的部分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经验的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在积极峰值激活的影响状态下，以及在低情感激活的条件下，反映着“好”行为的环境要求。表达对孩子的行为的欣赏、其促进、奖励，以及部分的对父母客体的感恩、养育行为，在孩子看来是和他们相联系的奖赏的理想化。这一层是早期的“理想化自我”。它同时通过以下的方式建立，对重要他人理想化感知形象的需求和奖赏的诸多面向，同时在逐步淡化和整合自我的理想化的和迫害性的碎片的条件下，对更现实的“理想化”自我表征的发展中建立。

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内在结构的自我理想的建立，增强了安全感、内在的善者，以及与重要他人的亲密关系。这种结构逐渐地趋于中和在之前提到的，在超我之中的最原始的、迫害性碎片。在生命的第二和第三年期间，一个整合的过程发生在最原始的迫害和现实与理想的、渴望的和恐惧的需求，以及禁令发生之地的第二层的理想化层次之间。这种消极经验的中和，往往减少了在消极情绪活化的条件下的投射投射过程，同时有利于内化的需求和禁令的第三个层次悄然无声的内化。这是弗洛伊德描述的作为更高级的俄狄浦斯状态的发展，大概在生命的第四年和第六年之间得到巩固(Freud,/)。

这第三个层次，更现实层面的内化的需求和禁止已经包含了很多来自于家庭的预期，反映了当前社会和他们特定的种族、社会、国家、宗教或种族传统与偏见的文化预期。在学龄前的初期（在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潜伏期”），这些内在价值系统的充分整合，在更现实和更复杂的第三层主导的情况下，允许孩子进入一个社会分享的价值体系已经开始发生了。该系统在公证的情况下规范着行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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