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沉默的羔羊》、《汉尼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冷血、优雅、残酷又神秘的精神科医师汉尼拔。在我国,也存在类似的一个幽灵——“白银杀手”。

自年起到年,甘肃省白银市陆续出现9起杀人命案,被害人皆为女性,最小者年仅8岁。这些案件中,犯案者手段极其凶残。更令人发指的是,凶手在杀人后,都会切下受害人不同身体部位的器官或组织带走。警方分析,凶手做事隐蔽性极强,具有比较严重的性变态心理或生理缺陷(考虑性功能间歇性障碍症),对女性怀有仇视、敌意的心态,且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双重人格面。

年8月26日晚,办案民警在白银市工业学校小卖部内将现年52岁的高承勇抓获,此时距首案已有28年之久。

犯罪心理学领域中,与犯罪行为和暴力最密切相关的精神障碍很多。其中最独特、恐怖的是反社会人格障碍中的极端群体——psychopathy——“精神病学模式”即"精神变态性人格"。本文试图借此入手,从中探索白银案中犯罪嫌疑人高某的心理特征和变态行为模式的成因。

Kernberg关于自恋状态谱系的概念中提及精神变态为谱系中最严重的一端。RobertHare在进一步研究中将真正的精神变态者与反社会倾向人群进行了细致的区分,用精神变态指代反社会人格群体中的小部分极端人群。

大众常常混淆了精神变态性人格与犯罪者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笨拙的、混乱的。然而事实可能恰好相反。

Bursten指出:“他们拥有健全的身份认同和现实检验的能力,也能通过使用较为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来掩盖自己边缘型或精神病型人格水平。”论述了精神变态性人格的诊断其实与外显罪恶行为并无关联,而应当与内部动机密切相关。这一观点与Lombroso在《犯罪人论》的“精神病与犯罪的异同”部分一致:“对犯罪人来说,杀人是手段;对精神病人来说,杀人是目的”。

现今关于精神变态人格的驱力、情感和气质的研究已验证,婴儿自出生起便存在气质差异。他们天生在不同领域发展出多种多样性,包括诸如活跃性、攻击性等在内的各种特质。这些特质如若不能善加安置与引导,一样会导向精神变态。

早期双生子和领养儿的研究显示,具有反社会倾向的儿童先天比同龄人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越来越多的脑科学研究证实,早期经历可以改变基因表达——基因可以被激活,也同样可以得到抑制,且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可以随着个体的感知而发生变化。Caspi的一项纵向研究表明,因基因表达改变导致的去甲肾上腺素以及相关神经递质的降解,会使得个体更容易在遭受困境时产生暴力倾向和反社会行为模式。此外,童年遭受忽视和虐待会对个体前额叶皮质(伦理中心)的发育产生影响。

结合以上表述,我们不难发现,反社会型人格的高情感、掠夺性攻击的生物学基础可能更多地受早年经历与基因表达的交互作用影响。

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看,类似于高某这样连环杀人凶手的犯罪行为持续也能得到较好解释。

近期研究表明,精神变态人格与精神障碍患者的5-羟色胺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针对精神变态的脑神经研究显示:“精神变态患者的大脑回路中管理语言和情感的区域存在明显异常”,这表明极端反社会性群体中的精神变态性人格群体无法像正常人一样通过实际关系来习得各种体验。他们无法较好的表达情感与管理情感,只能借助第二语言更加强烈的表达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进而操纵他人。这也是他们对于语言的使用能力远远高于大部分群体的原因。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人在说谎的时候,大脑额叶是在不停的运转的。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说谎,大脑的边缘系统会相应地得到激活——产生歉意与悔意。然而,这在精神变态人格患者当中并没有出现,他们的行为和行为结果很明显的"离体"了。

"我们都有愤怒的时刻,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会与我们的爱人、朋友们、家人们争吵,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研究发现精神变态个体很难意识到情绪、情感的流露,即使意识到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更多地将之视作为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象征。这部分群体似乎不具备相应的完善功能。他们对于自我情感信息的筛查与理解上存在一定的障碍,回避使用语言表达内在体验,也缺乏通过镜像的方式来理解他人。

弗洛伊德的宣泄理论指出,心理事件所带来的情绪体验,必须得到有效地排出。上文提到精神变态型人格对自己的情感体验都表达不清晰,不存在通过第二信号系统(1)来进行心理事件的表达的能力。因此,精神变态人格群体更倾向采用第一信号系统(2)来直接表达其主观感受。即,"付诸行动"。

故,高某的杀人行为,更多的是渴望借此表达心理的诉求,并通过付诸行动的方式来满足这份诉求。

弗洛伊德指出:早年时期收到的过度剥夺与过度满足都会使个体固着在这一时期,形成Mahler的“分离-个体化时期”(3)。

现有的资料显示“白银杀手”高某早年曾参加空军选拔,由于家庭成分原因,所以没有录入。同一段时间,据高某儿子阐述,高某与其女友"闹过别扭"。这可能是促使高某产生日后杀人的原因。

我们把这段话拆开来理解,八十年代,高某在参加空军的选拔时因为一些自身以外的原因被淘汰,高某的爱情也接连受到影响,于是促发高某产生心理上巨大的挫折感。这恰恰对应了弗洛伊德在犯罪上的基本假设——挫折/攻击理论。

科胡特在其自体心理学的研究中认为,精神变态个体很少产生心理上的依恋,也很少“合并好的客体”或“认同养育者”,他们很少感觉到自己和他人的爱。他们在儿童期极难通过养育者常规渠道中的爱和赞赏来获得情感满足,于是,内部自我便成为他们唯一能够投注情感的对象——他们认同自己内部原始的自体客体,并借鉴此种方式形成对社会、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形成指导性的认同。

即便如此,他们的内部自我依旧会在全能控制和极度恐惧的状态之间不断切换,难以稳定。因此,他们会以攻击行为和施虐行为来维持自我感受或者减少痛苦和恢复自信。

这也就是说,高某一系列的挫败经历,使其自体产生不稳定的状态,继而引发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精神变态自体中的原始性嫉妒(envy)。我们认为这是造成高某对女性产生攻击的主要原因。

原始性嫉妒,即得不到就毁灭的原始欲望。

反社会个体很少用言语直接表达嫉妒,他们更多的直接表现在行为中——在生活中追逐目标失败之后转为对目标的诋毁。其中处于谱系之中的精神变态个体甚至会摧毁吸引到他的事物。这足以解释为什么高某对女性凶残的奸杀行为。

如何防治和减少反社会人格尤其是精神变态性人格的出现,是我们现今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本文改编自李日超的《从白银案说精神变态性人格》,原文有链接直达,请尽情戳。(S)

注释:

(1)第二信号系统、(2)第一信号系统:巴甫洛夫认为,大脑皮质最基本的活动是信号活动,从本质上可将条件刺激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现实的具体的刺激,如声、光、电、味等刺激,称为第一信号;另一类是现实的抽象刺激,即语言文字,称为第二信号。对第一信号发生反应的皮质机能系统,叫第一信号系统,是动物和人共有的。对第二信号发生反应的皮质机能系统,叫第二信号系统,是人类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是和人类的语言机能密切联系的神经活动,是在婴儿个体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是在第一信号系统或非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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