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学专家与专业社工指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随意将社会事件与精神疾病进行因果挂钩，会对病患与家属造成很大伤害，进一步加剧“病耻感”，还有可能因此延误就医和外界干预时机。

财新网年04月18日记者赵晗

身首异处，全身50多处刀伤，头颈离断。近日，四川师范大学的一间学习室内曝出的凶杀案情节令人瞠目结舌。涉案嫌疑人滕刚（化名），在年8月从甘肃考入四川师范大学。受害死者芦海清，是滕刚的甘肃老乡，也于同年入学。

3月27日23时50分，芦海清被滕刚叫到了寝室附近的学习室内，嫌犯滕刚用当天买的菜刀将芦海清杀害。事发半个月后，事件被媒体公诸于众。

案发后，滕刚的家属对媒体称，滕刚曾患有精神抑郁疾病，高一时休学一年，“高三时就好了”，并称滕刚曾经在年2月与年9月试图自杀两次。

据《新京报》旗下的 　　

在回答死者家属质疑，“若滕刚本来就患有精神类疾病，为何不告诉学校”时，滕母称，“毕竟有精神病，让人知道了对孩子的未来影响不好，我们没有告诉大学里。”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质疑“曾患精神类疾病”，是滕刚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能够减刑的说法。

亦有媒体曾称滕刚曾患有自闭症。但据在自闭症领域颇有公信力的新媒体公号“大米和小米”指出，该报道对自闭症特征的理解多有偏差，且报道实际上并未能掌握行凶嫌疑人是否患有、或究竟患有何种精神疾病的确切证据。

深圳华科大研究院华和心理?成瘾医学研究所所长、首席研究员何日辉指出，现在社会上对抑郁症是否会伤害他人，存在很大的误区。

“这些信息传播出去后，很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就会对抑郁症患者产生歧视，甚至恐惧，这是对抑郁症的患者和家属是很大的伤害，是非常不利抑郁症患者的康复的。”

抑郁症和反社会人格的关系是什么

“抑郁”一词，是人们常用的一种通俗词汇。但在严格的精神病学诊断中，对于抑郁表现的提法，更多使用的是抑郁发作（DprssivEpisod），以及重症抑郁（MajorDprssivDisordr，MDD）。

“抑郁发作”描述的是一种症状表现，体现在情绪低落、兴趣缺失、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饮食改变、性欲降低、自罪自责念头、自杀自伤行为等方面。由于上述的表现，同样也会出现在其他障碍甚至正常个体的体验中，因此还需要同时观察到几条上述表现，才会考虑将该个案判断为抑郁发作。

而“重症抑郁”则是人们一般所指的抑郁症，这是一种精神疾病。除了至少一次的抑郁发作以外，诊断为抑郁症的标准还包括抑郁发作持续至少两周时间，且期间每天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感觉如此。此外，还需要排除其他躯体、药物原因后，才会判断为抑郁症。

抑郁发作或抑郁症可能与很多障碍伴发，如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焦虑障碍、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究竟滥用和酒精成瘾，以及多种类型的人格障碍等等。

那么，单纯的抑郁症患者会伤害他人吗？

何日辉指出，单纯的抑郁症患者只会伤害自己，不会伤害他人；而单纯的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则只会伤害他人，不会伤害自己。

但如果一个人既伤害自己(如想自杀)，又会去伤害他人，则往往是抑郁症伴有反社会性人格或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体现。

何日辉将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与抑郁症的关系总结为两种情况：第一，抑郁症患者在病情发展过程中会带来人格改变，主要特征是反社会。换句话讲，反社会性人格改变是抑郁症的并发症，如同糖尿病患者会导致糖尿病足或失明一样。但是，这种反社会性得攻击行为一般有明确的针对性，俗称“冤有头债有主”，他们伤害的往往是与他有过节的人，不会伤及无辜。

其二，抑郁症跟反社会人格障碍是共病的关系，意即这两种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且往往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在先，抑郁症在后。

这一类患者通常在小时候遭遇过很多挫折，加上父母教育不当，导致孩子极度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缺乏同理心。遇到问题时，倾向把责任推卸给他人或是社会，从不自我反省。这样的患者在长大后，就会变成一个人格障碍患者；而当其带有攻击性时，便会变成一个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患者。他们攻击行为的对象，往往不包括自己。

何日辉说，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患者，往往和社会难以融合。这类患者由于缺乏自我反省能力，在遇到打击和挫折时会把责任推卸给他人或社会，从而会越来越仇恨周边的人和社会，这又导致他们的心情越来越压抑，最后出现自杀的念头。由于这类人格障碍，造成患者认为其一切的痛苦和遭遇，都是社会造成的，所以临死前会想要找人垫背，要想办法去报复社会。

中科院心理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杨寅对财新记者指出，虽然人格障碍确实伴有“从剥削利用他人到伤害他人”的特点，但是否为人格障碍，并不能通过一次性的极端事件进行判断。

杨寅指出，对于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伤害他人只是一项评估标准。除此之外，包括对他人的利用、没有愧疚感、行为冲动、寻求刺激等等，都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特征。反过来说，会伤人伤己的人格障碍还有很多种，比如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也有可能会有类似本案中的表现。偏执型人格，也有伤害他人的可能性。

杨寅说，就目前外界对本案的了解，还不能做出嫌犯是否有反社会人格的准确判断。杨寅告诉财新记者：“只能因为其自杀经历，怀疑他有抑郁病史，或者属于边缘性人格的可能。而人际不良、行为冲动等等，也是两者都可能会有的表现。”

杨寅说，“他很可能是在极度的愤懑中决定实施杀人计划。很可能在凶手眼里，被害人做出了不可原谅的恶行，需要以死泄恨惩治。”

杨寅说，“就案件本身，还可能是首次冲动杀人。这是严重的行为问题，但不一定需要被看作是心理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因为各种原因伤人、甚至杀人的案件。但很遗憾，只有很少数精神问题是主要因素。”

哈佛大学人类发展和心理学博士、美国麻州注册心理咨询师曾育彪指出，很多类型的“抑郁发作”也有可能导致患者直接伤人。

曾育彪告诉财新记者，他辅导过的一名躁郁症患者，就曾经尝试三次自杀未遂。之后该患者在自行停药过了一两个礼拜后，竟使用一把菜刀直接砍向他的老板，几乎使其丧命。

曾育彪指出，躁郁症患者的这种攻击性，可能来自挫败感或者丧失希望，也可能来自羞耻感。

对精神疾病不应污名化

据滕刚的家人对媒体称，滕刚在读高中时就患有精神类疾病，还曾经试图自杀两次。之所以没有向大学通报滕刚的相关病史，是因为“毕竟有精神病让人知道了对孩子的未来影响不好。”

然而，正是因为患者家属的这种“病耻感”，有可能耽误了患者的治疗，乃至命运。

美国纽约州的执照社工、纽约城市大学国际犯罪与司法研究生胡然对财新记者说，孩子精神健康的首要 　　

“一些家长不具备探查孩子自杀倾向的能力，当孩子出现反常行为时，父母虽然在身边却也无法及时发现和干预。殊不知，当自杀行为出现了一次，就需要马上进行心理干预。”

胡然认为，一些校园杀人行为与肇事人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处理冲突的模式、家长如何介入和孩子之间的冲突，以及家长对无法满足孩子愿望时的应对方式，都会给孩子的心理发展留下长远影响。

胡然认为，最值得争议的“不是杀人者、不是他的家庭”，“而是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否履行了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去促进人格的健全完善发展。”

胡然还指出，学校、社会和大众媒体对心理精神健康问题习惯性的污名化，也是令此一问题恶化的因素之一。

“父母的病耻感可能耽误了干预。”杨寅对财新记者指出，心理健康教育只能帮助人们认识疾病本身；但“病耻感”的产生和消除，都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于人、对于健康的理解与践行。

“在这点上，我们能做的，更多是接纳疾病以及病耻感，并寻求有效的应对，而非试图去消除疾病或病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