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双眼已经被疾病折磨得失去了神采，像被灰色的画笔刷过一样

年的冬天，我从故乡新德里出发去加尔各答看望我的表兄Moni。我的父亲作为向导一同前往，但他一路上却一直有一种内敛的悲伤情绪。我父亲是他五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而Moni是他大哥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也是他的第一个侄子。自从年起，Moni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入住到一家为精神病患者建立的机构（我父亲把那地方叫做“疯人院”）。现在Moni已经52岁了。他每天都会吃一大堆抗精神病药物和镇定剂，而且一整天都会有陪护打理他的饮食起居和卫生。

我父亲从来没有接受过对Moni的诊断。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纠缠负责Moni诊断和治疗的医生，希望能够说服他们这个诊断是天大的误会——他相信，Moni的“灵魂”最终将会自愈。他两次跑到加尔各答来看Moni（有一次还是不请自来），希望看到铁栏之下，Moni已经悄悄地变正常了。我父亲的这份执着不仅出于叔侄之情——Moni其实并不是我们大家族里唯一的精神疾病患者。我父亲的四个兄弟中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疯癫已经和Mukherjee家族的几代人作伴，我父亲对Moni诊断的抵触大概也因为他对埋藏在他基因里的毒药有一种隐隐的恐惧。

Rajesh，我父亲的第三个哥哥，曾经是Mukherjee家最有前途的小孩——机灵，有魅力，讨人喜欢。但是在22岁的时候，他开始行为怪异，好像脑袋里有根筋搭错了一样。他人格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他开始变得善变：一点点好消息就能让他突然狂喜；一有坏事他又很快沉浸到悲伤之中走不出来。如果说人的灵魂像正弦曲线一样振动的话，那个冬天，Rajesh的灵魂到达了它最高的频率和最大的振幅。我父亲清楚地记得他兄弟的变化：一下子对周围的事物十分恐惧，一下子又变得相当鲁莽。他的情绪大起大落就像过山车一样，一大早郁郁寡欢的下午就能变得兴高采烈。有一次，他知道了自己在一场大学考试中表现很好，一下子就来了劲，跑到外面去，两天找不到人影。据他自己说是跑到一个摔跤训练营摔跤。他回来的时候就开始发烧说胡话，不久就因为肺炎死了。在这一年之后，我在医学院里学到，他当时很可能处在急性的躁狂状态。他的精神崩溃简直典型得可以当教科书上的案例。

Jagu，我父亲的第四个哥哥，从年开始和我们一起住在德里。当时我五岁而他四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精神已经出现问题很久了。他又高又瘦，头发乱乱的，眼神里一股狂野劲，像一个孟加拉版的JimMorrison。和Rajesh二十岁左右才开始发病不同，他从青春期开始就有各种问题。他社交能力很差，除了和我祖母之外不和任何人交流，根本不可能工作或者独自生活。到了年的时候，他已经有很严重的幻视和幻听，脑袋里总有让他做这做那的声音。他时不时会有一些发作，变得很敏感——当我把家里昂贵的威尼斯花瓶打碎的时候，他把我藏在他的床单下面，还告诉我妈妈他有钱陪她成百上千个花瓶。这种温和的发作当然也是症状之一：即使是他对我的爱意也可能促使新一轮的精神质和妄想症状。

与Rajesh不同，Jagu得到了正式的诊断。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德里的一个医生诊断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没有给他开药。Jagu就这样没有入院也没有吃药，一直被安顿在家里——更准确的来说——躲在我祖母的房间里（和大多数印度家庭一样，我祖母和我们住在一起）。将近十年，Jagu由她喂养，被她照顾，住在她房间里，穿她给他补的衣服。我父亲就一直默许这种状况。每晚，当Jagu被他的恐惧和幻觉折磨得精疲力竭时，她会像照顾小孩儿一样把他哄到床上。她是他的护士，看护，唯一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她也是唯一在人前维护他的人。当我祖母在年去世之后，Jagu参加了一个德里的宗教团体，然后就消失了。直到十二年之后他死了我们才得到他的消息。

我们也一度失去了和Moni的联系。他一直不停地在学校之间转学，最后还是从大学退学了。他脑中的声音也越来越严重。年，他因为在公共场合小便被一群流氓打了一顿（据他说当时内心里有个声音命令他“就撒在这里，就撒在这里！”）那年冬天，再次被幻觉打击之后，他被一家加尔各答的机构收治。

当我和父亲年去探望Moni的时候，我已经有将近二十年没见他了。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可以一眼认出他。但是当他在（探望室？）出现的时候，如果不是看护员确认了他的名字，我真的一点认不出他是我记忆中那个表兄。他就是一个陌生人：他比同龄人更显年纪，以前他说话又激动又快，但是现在变得坑坑巴巴、犹犹豫豫。他说话就像从嘴巴里吐食物一样，一阵一阵的，在人意料之外的地方突然开口，有时又戛然而止。

我们看不到他脑中的那些思维混乱，但是看得到他目光中的呆滞，这是疾病给他带来的最大变化。“Moni”这个词在孟加拉语中的意思是“宝石”，通常用来描述那些美不可言的事物，比如说，炯炯有神的眼睛里的亮光。然而这恰恰是Moni所缺乏的。他双眼已经被疾病折磨得失去了神采，像被灰色的画笔刷过一样。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级亲属比其他人更容易罹患精神分裂症

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精神分裂症就被确定了有家族遗传性。在年，EugenBleuler，一个德裔瑞士籍精神病学家，出版了一本精神病学书籍。在这本书中他整理发表了一系列相似的案例：病人一般在青春期或者成年早期发病，出现思维混乱和思维退行的症状。“在这种疾病的影响下，思维中的联系失去了连贯性，”Bleuler写道。“思维之间的连线全被搅乱了。”精神质性的幻视和妄想性的思维不知从哪里就冒出来了。一些病人“觉得自己很虚弱，一点精神劲都没有，好像一天都活不下去了。他们的脑袋里长了瘤子；他们的骨头烂成了液体；他们的心变成了石头……病人的妻子做饭的时候不能用鸡蛋，因为他觉得吃了鸡蛋就会长出羽毛。”他的病人经常受困于反复无常的情绪之中，难以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中稳定下来，Bleuler的笔记写道。“你，我的噩梦，我的天使，我的噩梦，我的天使，”一个女人这样描述她发病的情人。

Bleuler试图解释这一系列神秘的症状，但是看起来这些奇怪的病例中只存在一个共同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级亲属比其他人更容易罹患精神分裂症。当时他还没有手段去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遗传机制。“基因”这个词在Bleuler出版这本书前两年才刚刚被发明出来。精神疾病是承载在“基因”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上遗传的，这种观念在当时本身就有可能被当成是精神病。然而Bleuler还是天才地预料到了精神病的遗传性。“如果你仔细调查这些案例，你总能找到这些‘遗传性’的证据。”Bleuler写道，“不过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手段把这种遗传性拆分成单个的遗传因素逐一探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双生子研究证实了Bleuler的猜想。精神病学家们发现，同卵双生子中的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话，另一个有40~50%的可能性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概率是一般人群患精神分裂症概率的五十倍。二十一世纪初的大样本研究也证明了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有很强的基因联系。这些研究里经常会描述到一些精神病贯穿家族史的家庭，不少家庭和我们家有着相似的不幸：兄弟中一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另一个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而下一辈的侄子或侄女中又会出现精神分裂症的病患。

“双生子研究确认了关于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两点重要特征JeffreyLieberman，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精神分裂症长达三十年的精神病学家对我说，“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里面牵扯到的绝对不只一个基因，而是上十个致病基因，可能它们每一个都只有微小的效应。第二点是，即使基因完全相同，也可能出现有的人患病有的人不患病的情况，就像同卵双生子不一定两个都会患病。很明显的是，除了基因之外，还有其他的诱发因素——存在于环境中。”虽然这些研究成功地揭示了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性，但到底是哪些基因具体在起作用，我们仍然一无所知。“对于卷入精神分裂症中的医生、病人和家属而言，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基因是一个巨大的谜团，”Lieberman说。“如果我们能确认这些基因，就可以发现背后真正的致病因素，并据此开发出有效的药物。”

在年的精神病遗传学的峰会上，专家们发起了一场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基因组研究，希望能找到与精神分裂症患病相关的那些基因。这项研究建立在22位病人和个对照的数据基础上，堪称精神分裂症研究史上规模最大，设计最严谨的研究。研究人员扫描了将近七千个基因组，希望能找到基因片段上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变异。这种研究策略，叫做“连锁研究”，不能具体找到某一个关联的基因，但是可以探测到致病基因的大概位置——如果基因组是一张藏宝图的话，那这位标就像是标记宝藏所在处的那个叉。

研究的结果年发表在Nature杂志，并在年作出了更新。果然如Bleuler所猜测，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遗传因素很多：超过一百个独立的基因片段都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有关。“有许多微小但稳定的基因效应分散在基因组中，”一个研究者说到，“牵涉许多不同的生物过程。”其中有些致病基因已经有一套相关的生物学理论解释为什么它们会致病：有一些基因和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神经递质相关，另一些则和在神经元内传递信息的离子通道有关。迄今为止最令人惊叹的发现来自第6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片段。这个叫做MHC区的基因组区域承载着成百上千个一直以来被认为只和免疫系统有关的基因。

“MHC基因片段与精神分裂症有关，这一惊人发现不容忽略。”Lieberman告诉我，“这是证明精神分裂症和免疫系统相关最有力的证据。曾经有理论探讨免疫系统与精神疾病的相关性，但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当然这一发现也让人发问，这些与免疫应答相关的基因和精神分裂症到底能有什么关系呢？”

Lieberman拿出一张图向我展示这个突出的关联。有一种描述基因连锁研究成果的方式叫做Manhattan图。Manhattan图的横轴对应不同的基因，而纵轴表示患病的风险。在这个精神分裂症患病风险图中，第6染色体上的MHC基因片段“一枝独秀”——几乎是其他基因片段所示患病风险的两倍多。这个存储着我们大多数免疫系统相关基因的MHC区域，就像是新建都市中的一座摩天大楼，一柱擎天。

它就像一个标志，向全世界宣告着在这栋房子里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

我童年记忆中的德里却是一个低矮的城市。年代，我父亲在一家日企打拼（他说的英语雇主们其实根本就听不懂，当时的奋斗相当艰难），让我们搬到了新建的两层大房子里。这对于我父亲来说是生活质量巨大的飞跃，在这之前，他一直和四个兄弟还有祖母一起住在一个两间房的公寓里。当时，他相信那栋房子就是他通向中产阶级生活的凭证，结果他完美的设想被给门牌上漆的漆匠给搞砸了——他写反了我们的姓“Mukherjee”里的“j”，写得像个希腊字母里的“τ”。我父亲对这件事相当不满，唠叨了好久。这个不和谐的字母就那样一直摆在那里。在我的整个童年里，它就像一个标志，向全世界宣告着在这栋房子里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

我还记得，年或者是年，我当时十一二岁，有一天，我父亲刚出差回家。那天下午闷热得让人窒息，天花板上的吊扇吹出来的全是捂得让人难受的热风。有两个邻居一直在门口等他，气氛十分紧张让人不安。

我父亲进入客厅，和那两个人聊了几分钟。然后就听见他们拔高声音开始对峙。我当时在隔壁房间做作业，听到了争执的大概。Jagu跟这两个人借了钱，数目不大，但是也是个能让人上门讨债的数目。他跟其中一个人说他想借钱买药（像我前面说的，医生根本就没给他开药），跟另一个人说他想借钱买票去看望在加尔各答的兄弟（没有这么回事！Jagu根本就不能一个人旅行）。“你要好好管管他，”其中一个人对我父亲说道。

我父亲安静地听着。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怒气已经挤上喉咙了。他走到我们家放现钞的保险箱，拿了些钱打发这两个人走了。

我预感到，这些人走之后家里会有一场风暴。我们家的厨房师傅看到局面不对，跑去找我祖母。其实我父亲和Jagu的间隙已经存在很久了：Jagu最近几周的行为让一家人都不得安宁，这件事更是火上加油彻底把我父亲给激怒了。这一晚，家里的平静彻底被打破。

他跑到Jagu的房间里，一把从床上把他掀起来。Jagu像个不知为何受罚的孩子一样，困惑地哀叫着。我父亲火得双目发亮，把Jagu在房间里推来推去，看起来非常可怕。他平时不是个暴力的人，对我都从来没有动过手。我母亲当时也在厨房里哭。整个情景就像慢动作播放的电影，我躲在客厅窗帘背后，见证了这一幕。

然后我祖母就从她房间里走了出来，脸上的怒气不输给我父亲。她朝我父亲叫喊，“你别想动他一下！”一下盖住了我父亲。她眼睛当时就像火炭一样发光。

Jagu早就躲到了祖母身后。“你快跑啊。”她转头对他小声说。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祖母这个凶狠。她这个时候带着浓重的乡音说话，我能大概听懂一些词和说法，“子宫”“刮”“耻辱”。“如果你动他一根汗毛，我就要把生你的耻辱从我的子宫刮掉。”她说，“我会去刮子宫。”这句话的刺痛真是深入骨髓。

我父亲已经泪流满面了。他不住地摇头，“你去吧，”好像真的在请求一样，“去刮吧，刮干净。”

大脑学习的秘诀在于系统性地清除多余的东西，我们通过死亡成长

当BethStevens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工作时，她对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并不感兴趣。她当时感兴趣的是人眼的感光系统。

人的眼球从出生就开始不分昼夜地工作。其实眼睛和大脑的神经链接从小孩出生之前就开始建立了。神经联系和神经环路让新生儿一出子宫时就能看清世界。早在小孩睁眼之前，在视觉系统发育的早期，已有视网膜的自发节律传向大脑，就像舞蹈演员开始表演之前的排练一样。这些节律波重塑大脑——排演未来有用的神经环路，加强一些神经联系并降低另外一些神经联系。（首次发现这种自发节律的神经生理学家CarlaShatz写道，“同时放电的神经元之间，联系加强。”）。这种在胚胎期就开始的“热身运动”对视觉系统的运作非常重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世界被看到之前，就已经被梦到了。

在这段“排演期”，神经元之间会建立许多过剩的突触联系。这些突触联系在随后的发育过程中会被修剪。神经环路的精细化就是通过这种不断清除突触连接实现的。这种如同电焊板的焊接和重焊的过程并不是视觉系统独有的。在整个大脑中，尤其是在那些负责认知、记忆和学习的脑区中，突触修剪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我们三十岁左右。这种修剪机制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刚生下来的十年可以很快对环境进行学习适应。刚出的小孩是可塑的模型，这种解剖上（生理上）的可塑性可能正是我们心智可塑性得以实现的关键。

在年冬天加入BenBarres在斯坦福的实验室后，Stevens开始研究视觉系统的突触修剪机制。“当我刚开始在Ben的实验室工作时，我们关于突触去除过程的细节还所知甚少，”她高诉我。“一般认为突触修剪在大脑中相当普遍。有证据表明，学习、认知和记忆形成都和大脑皮层的突触修剪机制有关。”但是Stevens和Barres决定专注于视觉细胞，因为这些细胞相较而言比容易研究。

年，他们宣布了一项惊人的发现。Stevens想要确定是什么蛋白在视觉发育时识别并去除多余突触。“有一种蛋白质通常被认为用来标识并清除凋亡的细胞、细菌尸体和细胞废物，我们惊奇地发现，这种蛋白质也会进行突触标识和清除。”她说。如果把这种蛋白质的编码基因从小鼠细胞中敲除，它们就无法进行细胞废物的清理，也无法进行突触修剪。

Stevens和Barres的这项研究发表在了年的Cell杂志上，成为了生物学历史上双功能蛋白质最吸引人的案例：一个给病菌和细胞废物打标签做处理的蛋白质居然也同样给突触打标签并做清理。“这证实了一个古老的直觉，”我的精神病学家朋友Hans告诉我，“大脑学习的秘诀在于系统性地清除多余的东西，我们通过死亡成长。”

后来一年，Stevens医院建起了她自己的实验室。当我在三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拜访时，实验室的工作井井有条。研究生们靠在显微镜前，像半开的书。一个女生认真地拨弄着新做的人脑切片，希望能取出独立的细胞放到培养皿中培养起来。

Stevens本人也是容光焕发。她说话时还会激动地做动作，比如用手的开合表示突触的形成和重塑。“我们实验室的工作是我在斯坦福工作的延续，”她说，“一旦我们确定了突触标记和突触修剪的免疫蛋白，我们就开始继续追问，实际的突触修剪涉及哪些过程。什么东西负责突触编辑？”

到年，Stevens和她的学生确定了一种突触编辑的细胞。一种叫做Microglia的清理神经系统的专门化细胞。它就像一个多脚蜘蛛，在大脑里爬行，寻找脑代谢的废物。这种细胞清除病原体和细胞废物的功能已经被发现几十年了。但是Stevens发现它也会环绕在被标记的突触上。在与我交谈时，她转向电脑屏幕，指给我看一张显微图片：一个十二足的microglial细胞包裹在细胞体周围，正在敲除突触，像在吃午饭一样。

Stevens的数据表明了这些细胞鲜为人知的角色：大脑环路成熟过程中的修剪工。“永远的园丁”是一份报告中的措辞。“现在我们知道了microglia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那又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了，”Stevens说，“Microglia细胞是如何清除突触的呢？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说，因为这些突触被标记了，所以会被清除。但是，是什么让这些突触被标记而不是另外一些呢？我们知道突触之间存在竞争，那些更强的突触会胜出。但是那些弱突触是如何被发现并标记的呢？我们的实验室现在在进行与此有关的工作。这些问题给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一种基因变异表达的C4A蛋白越多，这种变异出现在精神分裂症病人身上的概率就越大

三月的冷风吹过冰冷的走廊，走廊的这边是BethStevens的实验室，而那一边就是哈佛大学的遗传学系。在年，当Stevens关于突触修剪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广泛为人所知的时候，遗传学家SteveMcCarroll就已经对精神分裂症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相关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McCaroll是个活泼的科学家，致力于开发研究人类遗传的工具。他和Stevens大不一样：当Stevens用整整十年钻研大脑中突触修剪的问题时，McCaroll涉足了许多不同的领域，开发各种能够应用到不同生物学问题上的基因研究手段。“我研究人类基因组中的变异如何最终导致我们肉眼可见的生物上的变异，“McCarroll告诉我。“MHC区域和精神分裂症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精神病遗传学史上出现过的最强联系。但这个联系也最让人困惑：为什么一个与免疫应答有关的区域会和精神分裂症形成的风险有关呢？”McCarroll最开始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在实验室工作的医学博士生AswinSekar。“遗传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个几乎不可解的问题，但是Aswin把这个问题具体化成了一个真正可以上手处理的问题。”

我在McCarroll实验室边的咖啡厅与Sekar见面。在急诊室（ICU）工作一夜后他看起来十分疲惫——同时攻读哲学博士（PhD）和医学博士（MD）的他在完成了实验室的工作之后马上又要投入到医学工作中。他跟我说如果他语言有些含糊不清请我原谅，但是交谈中他逻辑清楚得像在教一门精神病遗传学课程。MHC区域可以说是人类基因组中最棘手的部分——“基因组学者的噩梦”，Sekar是这样描述它的。人类的免疫系统是非常多样化的：成千上万侵入身体的病原体让人们身体里进化出一系列的免疫应答基因，还有每个这种基因几十种不一样的变异。Sekar的工作就是在这张免疫应答基因的列表里搜索定位那些与精神分裂症风险相关的基因。如果说年的基因连锁研究是“卫星定位”，确定了和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在哪个“街区”的话，Sekar现在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的敲开门询问”，看“哪一家”是背后的罪魁祸首。

三年前，Sekar和McCarroll找到了一个线索。在MHC区域埋藏着两个重要的基因C4A和C4B。两个基因几乎一样：他们很可能几百万年前从同一个基因演变而来，现在在基因组里紧靠在一起；这两个基因一起被称作C4基因，一共有4种变异。通过McCaroll实验室研发出来的分子技术，Sekar发现了这四种不同的基因变异如何在大脑中产生不同数量的C4A和C4B蛋白。在年十二月，冬假的一个下午，Sekar在他波士顿公寓的沙发上懒洋洋地窝着，试图从这一组来自22个国家不同研究者的六万四千条数据里找寻线索（数据从精神分裂症研究数据库里远程提取）。他开始勾勒这四种变异与精神分裂症风险的关系。结果让人吃惊：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和C4基因的变异——尤其是C4A基因的变异——有强相关。一种基因变异表达的C4A蛋白越多，这种变异出现在精神分裂症病人身上的概率就越大。

十二月三十一号，Sekar把他的数据通过电子邮件交给了McCaroll。“当时我的朋友们正要来我家庆祝新年夜，”McCaroll回忆道，“正在门铃响的时候电子邮件就来了。整个晚上我就没和客人说几句话。这个结果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走进我的实验室，就这样一下发现了精神分裂症致病的基因元凶。这些让研究者们困惑了几十年的数据开始可以解释得通了。”

现在，Sekar和McCaroll已经被C4A基因迷住了。这个基因到底起到什么功能？为什么它和精神分裂症的患病风险相关？最撩人的问题是C4A基因的分子成分。他们已经知道，C4A基因编译用于免疫系统标记和清除细胞废物的蛋白。这立马就可以和走廊那一头BethStevens实验室关于突触修剪的工作联系起来。

我们的独特自我，就存在于缺乏修剪和过度修剪的脆弱平衡之中

Sekar和McCarroll实验室很快就开始了和Stevens实验室的合作，一起探究C4A是如何与突触编辑相关联，而突出编辑又是如何进而影响到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的。研究C4A基因的免疫学家MikeCarroll此时加入了他们。在大脑组织和细胞培养皿里，他们发现C4蛋白大量积攒在突触周围；在小鼠身上，这种聚集现象几乎与突触修剪的过程同时发生。缺乏C4基因的小鼠脑中会存在很多欠修剪的突触联系，这一发现直接证实了这一基因与突触修剪的关联。Sekar也确证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存在C4A蛋白变异表达较常人过剩的现象。这种C4A蛋白过剩的现象主要出现在与认知，计划，思维和功能执行相关的脑区，这恰恰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功能受损的部位；在和平衡功能、姿势和语言相关，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存在功能受损的脑区，这种过剩现象就没有那么明显。

这些研究结果指向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C4A基因，很有可能像其他Sevens确定的与突出修剪相关的免疫因素一样，标记并清除大脑发育过程中多余的突触。在大脑成熟的过程中，microglia细胞把这些蛋白当做标记，并吞噬掉被标记的突触。C4A的基因变异导致不同人的大脑中C4A蛋白的表达有所不同。C4A蛋白的过剩导致突触修剪的机制过于活跃，因此减少了大脑中的突触数量。这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中突触链接较常人少的研究成果是符合的。这样回想看来，精神分裂症在病人二三十岁时发病是有根据的：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正是掌管计划和思维的脑区突触修剪机制的活跃高峰期。

精神分裂症，在McCaroll看来，就是一种“突触修剪过度导致的疾病”。那些本应该被保留的突触清除了，就像在冬天花园里凋谢得干干净净一样。“C4A的这篇文章是我们时代关于精神分裂症最为重要的发现。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发病机制和一条清晰的研究道路。（？）”Lieberman说。“它打开了黑箱。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探究突触的过度修剪是如何导致各种不同的疾病症状的——精神病症状，认知受损，情绪匮乏和社会退缩。”

当人们口头的谈“接代”（heredity）时，我们通常说的是某一个特征被后代继承：父亲的鼻型，一种家族遗传的罕见疾病，等等。然而遗传这个神秘的东西其实包含比这更广泛的内容——像鼻型一样，那些构成我们灵魂，影响我们行为倾向的东西似乎也是遗传的。正如这里涉及精神分裂症发病的C4A基因，它修剪大脑里的突触，实现认知功能，约束思维与现实的联系并实现对环境的适应性学习。一旦这一基因的作用被推向极致，Bleuler所言的“与现实的连线”就此打破，击溃人心智的疾病也就像困兽脱缰。如果事情往另一个方向发展你，我们又会失去我们适应性学习的能力，青春期的迷茫困惑，像缺乏修剪的枝桠，让心智的花园变得凌乱。我们的独特自我，就存在于缺乏修剪和过度修剪的脆弱平衡之中。

年的一个晚上，Rajesh带着一个数学谜题从学校回到了家里。三个年轻的兄弟一起开始解决这个谜题，讨论得热火朝天。青春期小孩的好胜心和兄弟之间竞争的心理和都市生活培养出的完美主义让他们不解出谜题誓不罢休。我想象的情景是，三个兄弟，二是二岁，十六岁和十三岁，一个人蜷缩在房间的一角，各自用自己的智力聚精会神地挑战谜题。我的父亲，认真，坚韧，有条理，但是缺乏灵感；Jagu，不拘一格，但是不专注；Rajesh：思维缜密，训练有条，但有些傲慢。弄了一整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其他两个兄弟把问题放在一边，Rajesh却一晚没睡，无法释怀。他在房间里踱步，在纸上演算。黎明升起时，他终于解开了谜题。他把答案写在四张纸上给了兄弟中一人。

大众文化中（？）盛传“疯狂天才”的故事。有那么一群人，要摆在疯癫与天才之间，一步向左步入地狱般的迷乱之中，一步向右就是智慧的殿堂。然而事实上这种摇摆并不存在。智慧与狂乱就是同一种特质的一体两面，背对背仅仅贴在一起，不可分离。人们总是喜欢像这样把精神疾病浪漫化，但事实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们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认知，社会和心理上的困扰，很有可能一步就走向毁灭。这一点我切身体会。

解数学题的那一夜发生的事就像传说一样在我家族里流传。接下来发生的是却众人缄默。许多年之后，我父亲才告诉我，那之后一周的恐怖。Rajesh一夜又一夜地失眠，这些不眠的夜晚把他领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狂躁状态。又或许事情是反过来的，他先陷入到躁狂状态，才有了后来彻夜不眠的解题。在那之后，他消失了好几天，到处都找不到人。我祖母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再发生，就禁止在家里玩解谜游戏。然而悲剧在此时已经注定——这只是后来Rajesh多次精神崩溃的预演。

成功定位这些诱发精神疾病的基因之后，我们不免幻想在将来它们在治疗中的应用。“现在所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都只针对症状，而且效果并不理想。”Lieberman说，“没有一种药物是针对病原的。”也许有办法能够直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突触过度修剪问题或者双相障碍中的情绪不稳定。然而，到底哪些东西使我们要缓解或消除的症状呢？万一要避免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我们在症状出现之前就得给孩子治疗呢？万一这种纠正性的治疗，矫正心智的同时也阻碍了不同个体不同人格的构建呢？

在我拜访McCarroll的那个晚上，我和我的精神病学家朋友Hans在波士顿一起用餐。他为许多精神疾病问诊，包括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和抑郁症。有些病人只是轻微的精神病症状，有些就在躁狂发作的边缘，而有一些已经有了很严重的困扰。有一些人生活得不错，甚至创造性地利用起了他们的精神疾病。这些疾病，折磨他们的同时又给了他们新生——它“是魔鬼，是天使，是魔鬼。”

我的对话转向C4A基因。如果精神科的治疗进入神经科学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所需塑造和修剪神经突触，精神治疗的界限应该划在何处？“如果有一点‘精神质’对你有好处呢？”Hans说，“事实上在这里‘好’和‘坏’已经没有意义了，‘精神质’或者‘强迫’的特征就构成你本身。”说到这里，我不禁想，Rajesh的才华和Jagu的温顺，多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独特的基因组构成显现出来的独特自我呢？

身份的缺陷，基因的疾病，自我的污点——几个说法都能解释得通

探望Moni之后的第二天，我和父亲在加尔各答闲逛。我们从Sealdah车站开始，我祖母就是从这里下火车，带着五个孩子闯荡这座城市的。我们沿着车站，试图寻找旧时的痕迹。我们走过了人们晒蔬菜和鱼干的场子，走过了一滩死鱼塘，走向了城市的中心。人群开始密集起来。一路上，道路两旁的大型公寓渐渐变成了贫民窟的小方格间。我开始闻到煤炭和烧饭的香味。在一家药店前，我们转进了一条叫HayetKaneLane的小巷子，那是我父亲，祖母还有其他叔伯们最早住过的地方。房子的前门开向一个小院子，一个女人在楼下的厨房里摆弄（？）椰子。

“你是Bibhuti的女儿吗？”我父亲用Bengali方言问。BibhutiMukhopadhyay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当时就是他把房子租给我祖母的。他已经不在世了，但是我父亲还认识他的儿子和女儿。

“不是，我是他弟弟的儿媳妇。”女人警惕地说，“他儿子死之后我们就住这里了。”

突然他们俩儿会心一笑。那个女人认出了我父亲：不是说她认识我父亲本人，而是说她认出了我父亲这类人。这些人在每天都出现在加尔各答，柏林，Pershwar，德里或者Dhaka的大街上，不经邀请就去拜访一些人家，试图追寻记忆中的痕迹。

她的声音变得温和起来。“你们是曾经住在这里的那家人吗？很多兄弟的那一家？”她亲切地问着这些问题，好像这是一场久违的拜访。

她的儿子，约莫十二岁左右，从楼上的窗户探出头打量着我们，手里拿着本教科说。我记得那扇窗户。Jagu以前就是坐在那儿盯着院子，一坐能坐几天。

她转过头对我父亲说，“你要是想的话可以上楼转转，不过请把鞋先脱在楼梯这儿。”

我登掉脚上的运动鞋，地板的质地那么亲切，好像我一直就住在这里一样。房间比我想象的小，按别人的记忆想象事物往往就是这样。房间也比想象中更平凡，更多灰。可能是回忆美化了过去，也可能是时光磨损了岁月。我们顺着楼梯走到了那两个房间，Nakul，Rajesh，Jagu和我父亲四个兄弟共一个房间，老大Ratan——Moni的父亲，和祖母一起共另一间。

但是后来Jagu发病之后，祖母就和Jagu开始共一间，让Ratan和兄弟们去住另一间了。

我们爬到了房顶的阳台。黄昏来去匆匆，你几乎可以感觉得到太阳渐渐从地球的弧度处褪去。我父亲望向车站那边发出的昏光。远处的火车像孤鸟般鸣叫。他知道我在写和遗传相关的东西。

“基因。”他皱了皱眉头。

“孟加拉语里有对应的词吗？”我问。

他沉默了一下，可能是在从记忆中搜索那个可能的词语。没有——可是说不定有替代的词？

“Abhed，”他最后蹦出一个词。我从没听过他用过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不可分割的”，不可渗透的“”，但是有时也用来指“身份”。我仔细玩味着这个词。孟德尔可能会喜欢这个用法：无法分割，不可渗透，独一无二，身份。

我问我父亲他怎么看Moni，Rajesh和Jagu的事。

“Abheddosh，”他说。

身份的缺陷，基因的疾病，自我的污点——几个说法都能解释得通。我想此时父亲已经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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