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莉：一个不可能案例

在我们最近的一个案例中，之前提到的所有造成不可能案例的方式都出现了，即我们所称的归因陷阱（attributioncreep，即之前提到的消极归因效应）、理论反移情、重复做无用功及忽略动机，所有这些使得治疗困难变得难以克服。

10岁的摩莉是一个快乐而早熟的孩子，由妈妈带来接受治疗。她的父母已经离婚了。她在适应新的公寓、新学校和朋友中出现了困难，现在她搬到妈妈的房间和妈妈睡在一起。在HM0诊所进行的初始访谈中，摩莉被认为来自一个“有功能缺陷的家庭”。在父母的冲突中，她被形容为被“家庭关系三角化”(triangulated)了。为她所下诊断为“分离焦虑障碍”，然后被送到一个每周一次的儿童社交技能小组。

参加了几周小组之后，摩莉的妈妈报告说摩莉开始做噩梦。小组治疗师采取的措施是同时给摩莉进行个体治疗。对她的治疗有如下的目标：①提高摩莉对自身行为控制的理解，从而增多可控的行为；②消除她对进入新学校和交新朋友的恐惧；③把她从父母的冲突中移出；④帮助摩莉搬回自己的房间睡觉。

治疗师追问摩莉对自己在父母关系中的感受，鼓励她让自己脱离出父母的冲突。在6个月的小组和个体治疗之后，摩莉的情况仍然没有什么改善，这时摩莉的妈妈认为给她找个女治疗师可能会有所帮助。

治疗师尊重妈妈的期望，把摩莉转介到一位女治疗师处接受治疗。由于摩莉曾经问过治疗师是不是觉得她长得难看，因此治疗师假设摩莉有自尊方面的问题。于是个体治疗通过游戏进行，治疗师意图寻找游戏中“浮现的主线”。同时治疗师认为可能存在性虐待的问题。她对摩莉的治疗目标是：①探索性虐待的问题；②探索摩莉对其父亲的感受。

摩莉仍然没有什么进展，她母亲感到很担心，因此向专业委员会要求在诊所外找一个治疗师。专业委员会成员开会决定要给摩莉进行精神评估。在精神评估中，专家发现摩莉仍然和母亲睡在一起，而且她的躯体症状还有回避学校的行为并没有减少，干是给摩莉开了丙咪嗪，试图缓解她的分离焦虑。但縻莉的问题仍没有缓解。

10岁的摩莉现在成了一个不可能案例，她已经接受了长达一年的每周两次的治疗，并开始服用药物。现在回顾她的治疗经过，我们可以重建传统方式促成不可能案例形成的经过。

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对于不可能案例进行的任何回顾性分析中，我们经常有建立“假想敌”的冲动。如果治疗师更聪明、更明智或者在理论上持有正确观点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让不可能案例产生了。同样地，如果来访者更开放、更顺从或者更健康的话，那么肯定会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样的陈述毫无意义。攻击治疗师或者攻击来访者只能将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真正的要点是达到不可能性的过程是什么。这些过程在我们的培训、专业的传统和实践中存在着，了解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最有益处的。我们都是这些过程的牺牲品，那么这些过程在摩莉的案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首先，消极归因效应影响了治疗。给摩莉贴上的解释性标签显示了她的治疗师是如何看她的。摩莉是一个心理/精神病学状况，一种在罗森汉（Rosenhan,)研究中观察到的现象。例如，当她问治疗师是否觉得她长得难看时，摩莉的提问被认为是自尊方面问题的症状表现。而这个问题可能反映的只是正常的好奇心或者前青春期孩子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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