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肖琪——女权主义者、泛性恋酷儿

这两年来，中东恐怖组织ISIS以“高空坠落”等残暴手段，将多名同性恋者处以死刑，此外还有种族屠杀等暴行。众多同性恋冤魂尸骨未寒，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上百人丧生，而臭名昭著的ISIS则公然向世界宣称“对此事负责”，还在他们的网站上，称这次恐怖袭击为“圣战”，称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凶手为“烈士”！

此事在国内也引发了很多讨论。没有人否认暴行的残忍与邪恶，但对其解释和下一步的建议，基本可分为两种声音：

第一种。有人些说：这是某宗教自身的问题：信仰该宗教的教徒，只要人口比例超过一定上限，就会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帝国，威胁开放多元、和平发展的现代文明。接下来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一切都是该宗教的错，对其教徒，要当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明社会隐患，甚至采取铁血政策！

第二种。还有些人说：该宗教信徒众多，而恐怖分子显然只占很少的人口比例。因此问题的根源不在信仰什么，而是在于具体的人。

——上述“两种声音”的划分，是高度简化的提炼，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想类型（idealtype）。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可以从庞杂的事实中，依照研究者最为侧重的特征（所谓的“本质特征”）进行分类，进而使得包括对比分析在内的诸多逻辑推演成为可能。然而，现实永远比人为的逻辑复杂很多，例如，当你对人群或者观点进行简单的分类（尤其是二分法）时，相互交叉的现象往往大量存在、不容忽视，此外即使“同一类”之间，往往也存在极大的程度差异。例如：

（1）从“交叉”的层面看，一些声称极度仇视“导致恐怖主义”的某宗教的人，所使用的措辞，从“灭掉他们”到“该宗教是祸害”等说法，和ISIS对同性恋、对“西方殖民者”的仇视措辞，高度同构甚至别无二致。此外，一些鼓吹要对中东采取“铁腕措施”的国人，也经常公开表达对同性恋、跨性别、女权主义者的歧视，例如声称“西方社会被……搞得越来越娘炮，大英帝国时代的武德全然沦丧，所以导致恐怖势力能够一再得势”。

（2）从另一个维度的“交叉”层面看，一些人宣称“某宗教对人类威胁极大，只有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才能让人类得救，为此，同性恋者横竖都该受歧视甚至受刑罚”；还有一些人宣称“几乎所有主流宗教都有迫害同性恋的劣迹，所以一切宗教统统是精神鸦片（那么，从吃斋念佛的老大妈到一团和气的清真饭馆老板，以及特雷萨修女和史怀哲们，岂不都成了同一类人：药物依赖成瘾甚至丧失理智的“大烟鬼”？！），都是恐怖和罪恶之源”；另一些人则主张“本国的宗教徒基本是好人，但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教徒——乃至所有民众，包括难民——则是文明的威胁（这和ISIS狂热分子，把对西方的偏见和仇恨，无差别地倾泻到每一个巴黎人的身上，有啥qualitative层面的差别？）

（3）从“程度”的层面看，有人认为A宗教是“优等宗教”、B宗教是“劣等宗教”，泾渭分明，至于不同教派以及不同的信徒个体，差异完全不考虑；有人则截然相反，坚称“文化没有高下之分，多元平权是当代普世价值”，仿佛判处同性恋死刑的制度，与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并收养子女的制度（制度也是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二者就像西瓜与橘子一样无所谓哪个更好，或者就像帅气的同志们，与相貌极度猥琐、天生就被老天爷毁容的老娘我一样，每个人都有权对自己的身体天生丽质难自弃或者敝帚自珍，人格尊严相同，区分优劣是政治不正确的歧视。

——有人可能会问笔者：“上述林林总总的观点，你同意哪个？”在此，我先从最后一种观点（所有文化均无高下，多元平等）说起。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笔者多年来对其大多数观点都非常赞同的秦晖教授（就是《倒转“红轮”》的金雁教授的先生）。但秦晖的“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我向来无法苟同，例如父母那一代人非常普遍的家庭本位文化（所以会出现大量的逼婚现象，不结婚被视为没有承担对家庭的义务），和“我的身体我做主”的文化相比，不叫低劣，又叫什么？

至于用“多元平权”来作为“文化无优劣”的论据，这是个没有可比性的类比。夫“多元平权”者，“权”指的是“权利”（rights）。权利的主体必须是明确的、人格化的，要么是自然人，要么是被赋予人格化特质（以便其得以独立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社会组织”，即法人。顺便一提，将企业最大的老板称为“法人”（实际上是“法人代表”，即代表该法人组织的自然人），是不规范的口语俗称，一如将“精神疾病”俗称为“神经病”。换言之，权利的主体，只能是individual（个体），而非没有法人资格、类似于“某个族群”或者“长期受某种文化影响的那些人”的“想象的共同体”。

原因很简单：你不能把个体差异极大、甚至彼此素不相识更没有共同目标的一群人，轻易视为同质化的“铁板一块”；而多元的个体，必然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价值观（笔者所理解的“价值”，无非是“需求偏好”）。

“集体的权利”并非不可以存在，但必须能够清晰、明确并且平等、公正地落实于其中的每一个体，例如“保护珍禽异兽，维系物种多样性”，其实保障的是从现在到将来，每一个体都能可持续享受自然资源的权利，而不能以当下这代人的贪婪，剥夺年青一代的候选资源空间。至于和平、发展、自由、民主等，更是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免于战争”、“每个人都有力求平等的机会”、“每个人都平等地得到免于受压迫、受侵害的保障”、“每个人都能在公正的程序下，定期参与对公权力决定权的竞争，以及日常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而文化，包括信仰、风俗等，从来都不可能是众多个体同质化的需求。即使在同一片“白鹿原”，大族长白嘉轩与被贴上荡妇标签的田小娥，一个要捍卫礼教，一个要自由恋爱，谁更有资格做“白鹿原文化”的代表？事实是：任何声称代表某种文化、捍卫某种文化的人，都有足够的权力（包括暴力）资本，在巩固自己的既得权力，或者在像魏蜀吴三国一样逐鹿权力。

至此，接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个人，与“所隶属”的社群、“集体”、“文化圈”之类，哪个是更高的目的？哪个是服务于目的的手段？举例而言，如果你生在某个仇视同性恋的文化背景下，但你偏偏爱慕同性，那么，是让“集体的”恐同文化去死，还是让你去死？当二者无法调和时，该如何选择？

再如，如果你所在的族群，“群情激奋”要到巴黎杀人放火，而你私下认为这样做很缺德，那么，你是应该克服个人主义的一己私见，做好本族群的尖兵，还是完全可以在作案时把枪口故意抬高一些，甚至临阵溜号？而如果张三是你们族群的敌人，他是应当把你和你的族人，都当成潜在的敌人，杀光烧光斩草除根，还是应该考虑到不同的个体，尽可能把矛头指向少数最危险分子（比如下令杀人的家伙），尽量避免伤害到其实并不想杀人的无辜者？

这是一个互斥的、二选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前一种回答，采用的是集体主义理念，即“想象的共同体”至上，个人理所应当作为集体的车马炮或者过河卒子，究竟是那颗棋子，要依照组织的安排，“螺丝钉”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利乃至独立思考余地。而第二种回答，则基于个人主义的理念，其最简洁有力的描述，就是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至于任何集体，都是为了实现个体幸福的手段和工具（所以移民之类无关道德）。

在漫长的过去，个人几乎没有独立的空间，即使贵为皇帝，也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没有哪个男性皇帝敢像圈姐那样，穿女装到西单君太百货上厕所，否则被赋予在皇帝这个特定身份之上的charisma就会被解构，接下来王公贵族以及官僚酷吏的种种特权也将丧失其legitimacy。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依照“职务-性别”这个双螺旋的权力结构，被要求“各安其位”；这样的社会，是封闭社会，其封闭性体现在不允许个体的多样化选择，每个人的人生轨迹，甚至从一出生，就按照其所属的身份（包括原生性别），被权力结构所指派、所决定——人人都是权力结构下的囚徒，甚至连皇帝老儿，也是“活着的太祖太宗”，也是皇权制度下的一颗螺丝钉。这样的社会，确实也能够长期和平，但这种和平，维系的基础，是一系列类似于祭坛的规则，尤其是禁忌。顺便一提，所有的祭坛都有潜在的嗜血特性，例如如果将一对一的婚姻视为神圣，这个祭坛的运转，永远离不开对“剩女”的负面炒作，以及对“小三”的批倒斗臭式镇压，道德之士就是用她们的血泪，染红了自己类似于祭司官员的无形的顶戴花翎。

而现代社会的进程，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一切类似于祭坛的“神圣”禁忌，都受到了理性、知识、情感尤其是本能常识的挑战。集体主义的要件，是祭坛式的“神圣”（我们不妨想想传销组织的仪式），以此制造文化压力，调动起人性中“逃避自由”的一面，压制个人主义、主体性的另一些方面。当“神圣”的鬼玩意被逐渐解构，任何集体主义也就岌岌可危，而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私权、个人主义。

所有的恐怖组织，都是集体导向的，而且是极端的集体导向，比如某教团或者某族群至上，而且至高无上到可以不在乎人命——包括可以屠杀“异己”者，也可以牺牲本族群同道的生命，前者死得活该，杀得越多越好，后者牺牲得光荣，其精神一定要前赴后继。而一些号称“某族群都是文明敌人”的“反恐”者，其实他们的思路，和他们号称强烈反对的恐怖分子，别无二致。一个人最容易被其对头、其敌人所塑造，就像跟着像笔者这样的臭棋篓子下棋，即使让本因坊秀策或者吴清源陪我天天下，三年之后，我会成为能摆摊赢钱的半吊子高手，而对方会变成无可救药的庸手。道理应该不难琢磨明白。

个人主义者并非无底线的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是的，个人主义者注重自利，就算我生在ISIS，身边所有人都反对同性恋，但是，如果我爱慕同性，老娘我理所当然地可以抛弃家庭抛弃族群，追求个人的幸福——如果我的个人幸福，和所属家族与族群，注定无法调和的话。然而，自利——即追求自我的幸福（well-being）感受，至少包括五个层面：

身体的（Physical）心智的（Mental）

情绪的（Emotional）

超验的“身心灵”层面的（Spiritual）

社交层面的（Relational）

除了身体层面的食欲、性欲之类，其他几个方面，都需要与其他人交往，相互分享，并得到心理支持。人际交往得以实现的原因和动力，说到底只有一个：共情（Sympathy），也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或者假定自己处于对方的境遇，进行换位思考。

不过，共情往往需要一个条件：把对方，当做和自己平等，至少是相似的人。比如同样是杀，当街杀人会引发大家强烈的情绪，而踩死一只蚂蚁，则根本无人理会。杀猫杀狗也会引发不少人情绪的激烈反应，因为猫狗被他们视为伴侣动物，与人是有着相似性的亲密朋友。即使刽子手往往也对杀人充满抵触，比如开枪行刑，有很多时候的一排刽子手同时对一个死囚开枪，以此降低刽子手的每个刽子手对杀人的抵触和负罪感。

那么，如何让一个人毫无愧疚地杀害根本没有招惹自己的无辜之人呢？除了极少数龙勃罗梭所谓的“天生犯罪人”之外，对其他多数人来说，就是通过一个集体，进行洗脑，泯灭其个人的主体性，同时反复强化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的高尚而神圣的集体，“他们”是卑贱而邪恶的集体！这种人格不平等的理念灌输，就会减少一个人的共情。比如皇帝和太监，甚至有发生亲密关系的，但从没见到那个皇帝老儿问问身边的太监：“你被阉割时疼不疼？”或者亲手狠狠捏一把自己的testicle试试看，进而对残酷到连王八蛋都不如的宫廷阉奴制度提出质疑。道理很简单：皇帝老儿压根就没把太监们，当成和自己平等的人，因此也就没有共情可言。

无论任何宗教，其信徒，都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共情本能（严重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也叫无情型人格障碍者，人口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计，无论任何文化背景）。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够反对一切基于族群、信仰、阶级（社会阶层）、性取向、性别表达……等“身份标签”的歧视，尽可能把每个人，都当成和我们一样具有平等人格的普通人，进行共情？

屠杀同性恋者以及袭击巴黎的那些人，之所以恐怖，其恐怖之处就在于少了这一味药，进而严重缺乏打破群体藩篱、与不同个体普遍的共情能力。

与之相比，我们中国历史上，有着相当可贵的优秀文化，比如《红楼梦》（堪称一部自由恋爱和男性多元性别气质的“私权的呐喊”），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教授“为私权呐喊”，比如伦理学家肖雪慧教授的“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再比如，笔者有一位素未谋面的网友，在网上一直在谈“个体私权”以及“群己权界”等常识，最后被封号若干次，被网络暴民（对人不对事，以及对所谓的“公知”或者“白色五毛”，贴上歧视的标签，进而毫无共情地暴虐侮辱）……还有一些朋友，一直在做反歧视倡导，今年3月之后也越发艰难……中国文化的精粹确实有，但太稀薄，至今都是。至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实是金玉良言、道德金律，但在缺乏个人主义，从而缺乏“人人平等”的主体间共识的文化背景下，其位阶（在此借用法律术语）注定会非常之低下。

顺便一提，性别多元平权（尤其是女权），以及性多元平权（性权，必然包括免遭性侵害的消极自由权利），是祭坛型封闭社会的最顽固的“双子城堡”。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看看如何对待LGBTQI，如何定义性别角色，就能基本准确无误地判断其开明程度，判断其现代化程度。（现代化，至少在伦理维度上，毫无疑义的是个褒义词。如果一个以贩卖伦理道德说教为生的“大师”，对滥觞于年《日内瓦公约》、奠基于年《世界人权宣言》的一系列的国际人权法缺乏了解，光是卖弄所谓的“thegoodolddays”的传统道德——我敢用自己的水货iPhone跟你打赌：该“道德大师”绝对是个不称职的西贝货！

至于宗教，笔者从不简单判断什么。生命究竟从而何来？死后究竟又将如何？在生死问题面前，一切理性都是苍白无力的。本人是不可知论者，我本人的理性，所能达到的最远处，大概就是卡尔·波普尔的“真伪不对称性”，因此对关于本体论的一切都只能永久悬置。但任何源远流长宗教，都具有与普遍人性的相通之处。例如在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上，全世界各种宗教的德高望重者（当然也包括伊斯兰教），为了不同信仰的和谐共处，乃至世界的长久和平，进行讨论、沟通。结果大家一直认为，所有主流宗教、所有民族文化，都有雨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表述。

而我的对此的补充则是：这句话如果能被当做第一法则来执行，必须有两个辅助条件，既自己的主体性（个人高于集体），和基于共情的、个体之间普遍的人格平等与反歧视。——无论中东与西方所谓的“文明冲突”乃至恐怖暴力、仇视同性恋，还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对某些族群、某些宗教信徒，以及对LGBIQI或者HIV、HBV携带者的歧视，都具有共同的“硬核”，即高举自己所属群体的血色旗帜，讲另一些群体的所有人视为“无差别邪恶或者卑劣”的铁板一块，进而对歧视与压迫的暴行“合理化”。而个人主义理念的共识、“共同的底线”，则是从祭坛型的封闭社会，进入个体平等契约型（自由市场型）之opensociety的那一味药——是的，仅此一味药，就足够，不需要其他的“辅料”，或曰proviso（但书）。

中心理念

尊重多元合作

中心愿景

中国公民不论性别、性倾向与性别表达，在各方面均享有平等的权益。

中心使命

通过营造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同志（LGBT）社群享受平等权益并获得健康、自主、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