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变态心理学》钱铭怡仅供学习交流之用反社会型人格障碍1．临床表现DSM-Ⅳ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personalitydisorder）的诊断标准（APA,）A．一直忽视或冒犯他人的权利，起自15岁前，包括至少下列3项以上：（1）不遵守有关法律行为的社会准则，表现为多次做出应遭拘捕的行动；（2）欺诈，表现为为了个人利益或乐趣而多次说谎、利用假名或诈骗他人；（3）冲动性，或在事先不作计划；（4）激惹和攻击性，表现为多次殴斗袭击；（5）鲁莽地不顾他人或自己的安全；（6）一向不负责任，表现为多次不履行工作或经济义务；（7）缺乏懊悔，表现为在伤人、虐待他人或在偷窃之后显得无所谓或作合理化的辩解。B．至少18岁。C．在15岁前起病者有品行障碍的证据。D．反社会行为并非发生在精神分裂症或躁狂发作的病程中。反社会人格障碍者最突出的特征是经常发生违反社会法律和规范的行为，其表现为工作不良，婚姻不良，酒精与药物滥用，情感肤浅、无情、自我中心，不诚实、欺骗、作弄他人，冲动性、攻击性及法律问题等。案例11-10在这些方面的言行均具有典型性。反社会人格的人既不同于普通人，也不同于“普通”的罪犯，因为他们的行动缺乏目的性；他们似乎不能体会别人的感受，也不为自己的行为有罪恶感或自责；惩罚对于他们没有作用；他们的外表常常是令人愉快的，易于获得他人的信任。国外的资料表明，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比率在0.05%～2%之间，男性多于女性。多数研究表明，反社会人格与药物滥用、酒精中毒是经常伴发的，而与酒精中毒共病机会尤其多。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在重罪犯人中，男女两性60%有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些犯人也符合酒精中毒的标准，男犯人中的21%和女犯人中的30%符合物质依赖标准（见翟书涛、杨德森，）。对于反社会人格障碍，在历史上曾经有若干个名称，如“悖德狂”（moralinsanity）、“自我病态”（egopathy）、“社会病态”（sociopathy）和“精神病态”（psychopathy），其中主要的两个名词是“精神病态”和DSM-Ⅳ中使用的“反社会人格障碍”，但在这两者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对精神病态的诊断标准的制定，起于Hervey（,），之后由Hare（）与其同事改进，形成了一个对病人进行精神病态诊断的检核表。经过训练的临床医生，可以通过与病人访谈、结合与其相关的其他人的反映和情境材料（如监狱纪录），在这个有20个项目的量表上给其打分，高分意味着精神病态。这些项目包括：能说会道/外表迷人；认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易感到厌倦/需要刺激；病理性撒谎；控制/操纵；缺乏自我反省能力；情感淡漠；缺乏同情心；寄生的生活方式；缺乏行为控制能力；性关系混乱；有早年品行问题；缺少现实的长远计划；易冲动；缺乏责任感；不能对行为负责；多次的婚姻关系；少年时期行为不良；犯罪方式的多样性等。将以上这个量表与反社会人格的诊断标准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有部分标准是一致的，例如，违反法律是反社会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态都包括的重要内容。以上我们有了这两种相关但不相同的诊断——反社会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态。对DSM的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判断标准，一种批评意见认为，这种诊断需要一个习惯性的说谎者准确地报告自己多年以前的生活事件，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作为精神病理学中的诊断标准的概念，不应该与犯罪行为成为同义词。一项研究发现，49%的罪犯都符合DSM-Ⅲ的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标准；但只有33%的罪犯符合精神病态的标准（Hare,见Robert,etal,）。因此，精神病态的概念在进行诊断时似乎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在阅读下面反社会人格障碍领域研究的内容时，应该记住，这些研究对不同的个体是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诊断的——一些是对反社会人格者，而另一些是对精神病态者进行的研究。2．形成的原因（1）生物因素：基因的影响绝大多数对行为的基因研究，集中在基因对犯罪而非精神病态或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研究上。许多研究将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犯罪行为一致性作了对比（Mednick,etal,），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犯罪行为的一致率大于异卵双生子。另外一些研究对罪犯的孩子和普通人的孩子被领养后的犯罪行为发生率作了对比（Mednick,etal,;Cadoret,），结果发现生身父母的犯罪行为和儿子的犯罪率关系显著，而寄养父母的犯罪行为与儿子犯罪行为的关系相对较不显著。两类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反社会或犯罪行为有中等程度的可遗传性。但研究者还注意到，强烈的社会影响和基因的先天倾向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一个人是否会成为罪犯或形成反社会人格障碍。对于生身父母是罪犯的孩子，这种强烈的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幼年的不利环境、不适宜的收养安排、低下的社会地位、在被收养前处于孤儿状态的时间长短以及养父母的犯罪行为等（翟书涛、杨德森，）。（2）生物因素：神经生物学的影响为了区分反社会人格障碍和其他类型的人格障碍，人们在神经生物学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已经比较明确的结果是，普通的脑损伤似乎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成为精神病态者或罪犯。罪犯和精神病态者在神经生物学测验中的成绩和正常人没有区别（Barlow,etal,）。这种测验主要是为了探测大脑的物理损伤，因此无法筛选出能够影响行为的更为复杂的脑化学变化。关于精神病态和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病源学解释，有两种较少涉及严重的脑结构性损伤的理论得到了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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